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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雨集第二冊-第三節 造像與寫經

第三節 造像與寫經

「大乘佛法」興起前後,佛教界有兩大事情,對於佛法的通俗化,給以廣泛的影響。一、與法有關的聖典的書寫:經、律、論──三藏,雖經過結集,但一向依誦習而流傳下來。錫蘭傳說:在毘多伽摩尼王Vaṭṭagāmaṇi時,因多年戰亂而造成大饑荒。比丘們到處流離,憂慮憶持口誦的三藏,會因動亂而有所遺忘,所以西元前四二──二九年間,集合在中部摩多利Mātale的阿盧精舍Aluvihāra,誦出三藏及注釋,書寫在貝葉上,以便保存(1)。這雖是局部地區的書寫記錄,但佛教界聲氣相通,印度本土的書寫經典,距離是不會太遠的。錫蘭的書寫三藏,可能是最早的。『慈恩傳』說:迦溼彌羅Kaśmīra結集『大毘婆沙論』,「王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2)。赤銅鍱Tambapaṇṇi是錫蘭島的古名,所以赤銅鍱鏤寫論文,可能由於錫蘭書寫三藏的傳聞而來。那時,大乘初興,在成立較早的『小品般若經』中,已重視經典的書寫了。二、與佛有關的佛像流行:將佛的遺體──舍利,建塔供養,表示了對釋尊的崇敬。至於佛像,起初是不許的。「若以色量我,以音聲尋我,欲貪所執持,彼不能知我」(3)。釋尊之所以稱為佛,是不能在色聲等相好中見到的;也許這正是供養(佛的)舍利而沒有造像的原因。所以『阿含經』說「念佛」,也是不念色相的。當時沒有佛像,僅有菩提樹、法輪、足跡,以象徵佛的成佛、說法與遊行。現存西元前的佛教建築,有浮雕的本生談──菩薩相,也沒有佛像。《十誦律》也說:「如佛身像不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4),足以證明「佛法」本是不許造佛像的。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系以為:佛的色身也是無漏的,色身也是所歸敬處,這可能是可以造佛像的理論依據。西元前後,犍陀羅Gandhāra式、摩偷羅Mathurā式的佛像──畫像、雕刻像,漸漸流行起來。早期流行佛像的地方,當時都在西方來的異族統治下,受到了異族文化的影響。東漢支婁迦讖Lokarakṣa於桓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譯出的『道行般若經』卷一〇(大正八‧四七六中)說:

「佛般泥洹[涅槃]後,有人作佛形像。人見佛形像,無不跪拜供養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無有異,人見莫不稱歎,莫不持華香繒綵供養者。賢者!呼[謂]佛神在像中耶?薩陀波倫菩薩報言:不在像中。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佛般泥洹後,念佛故作像,欲使世間人供養得其福」。

這段文字,除支謙(依支讖本而再譯)的『大明度經』外,其他的『般若經』本,都是沒有的,所以這可能是支讖本所增附的。支讖的另一譯本──『般舟三昧經』,也說到:「一者,作佛形像,用成是(般舟)三昧故」(5)。那個時代,在月氏(貴霜)王朝統治下的西北印度,顯然佛像已相當盛行了。「佛法」中,舍利塔是表示「佛」的,建在僧寺旁,形成三寶的具體形象。但佛法傳布到各方,教區越來越廣,僧寺越來越多,要以佛舍利建塔,應該有事實的困難。佛像的興起,漸取代佛舍利塔的地位(起初,佛像是供在塔中的)。寺中供奉佛像處,印度稱為「香室」,與我國的「大雄寶殿」相當。佛像以外,又有菩薩像、天神像的造作,對於佛教通俗化的普及發達,是有重要影響力的。不過,佛像的出現發達,在一般信眾心目中,似乎更類似神像的崇信了。另一方面,「大乘佛法」的瑜伽行者,念佛見佛,念佛(進而念菩薩、念天)三昧更開拓出佛法的新境界。

註解:

[註 11.001] W. Rahula :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p.81.

[註 11.002]『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大正五〇‧二三一下)。『大唐西域記』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七上)。

[註 11.003]『瑜伽師地論』卷一九(大正三〇‧三八二中)。『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引頌大同。

[註 11.004]《十誦律》卷四八(大正二三‧三五二上)。

[註 11.005]『般舟三昧經』(大正一三‧八九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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