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節 脇‧富那(望滿)‧馬鳴

第二節 脇‧富那(望滿)‧馬鳴

第一項 脇尊者

脇Pārśva,梵語波栗溼縛,舊音譯為波奢,婆奢。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譯的『大智度論』,僧叡的「禪經序」,作「勒比丘」,「勒」應為「肋」的假借。

脇尊者為健馱羅Gandhāra人,弘法於健馱羅,玄奘曾巡禮其故居,如『大唐西域記』卷二(大正五一‧八七九下──八八〇中)說:

「健馱邏國……脇尊者等本生處也」。

「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第三重閣,有波栗溼縛尊者室,久已傾頓,尚立旌表」。

關於尊者的傳說,有年老出家,受少年輕侮,臥不著席,發起第三結集──四事。今總列於下:

「如勒比丘,年六十始出家,而自結誓:我脅不著席,要盡得聲聞所應得事,乃至得六神通阿羅漢」(1)

「時長老脇,始從北天竺,欲至中國,城名釋迦,路逢諸沙彌,皆共戲之。……長老脇顏無異容,恬然不計」(2)

「脇比丘由昔業故,在母始中六十餘年。既生之後,鬢髮皓白。……往就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禮足,求在道次,即度出家。……勤修苦行,精進勇猛,未曾以脇至地而臥,時人即號脇比丘」(3)

「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誚之。……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具八解說,終不以脇而至於席。……時人敬仰,因號脇尊者」(4)

「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迦膩色迦)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5)

在這些傳說中,『大智度論』的記錄最早,事實也近情可信。六十歲出家,『西域記』作八十歲,而『付法藏因緣傳』,竟以為「在母胎中六十餘年」。這一離奇的傳說,是有來源的,如『大毘婆沙論』卷二九(大正二七‧一四八下──一四九上)說:

「謂彼上座,在母胎中經六十年。既出胎已,形容衰老,無有威德,故初生已,立上座名。後雖出家而被嗤笑:少年強盛,晝夜精勤,尚難得果,況此衰老,氣力羸劣能得果耶」?

這是佛世有名為「上座比丘」的傳說。『撰集百緣經』「長老比丘在母始中六十年緣」(6),也是演繹這一傳說的,與脇尊者無關。『付法藏因緣傳』的編者,以此為脇尊者事,可說是舊調新翻了。其實,中國的傳說──老子在母胎中八十年,生而髮白,也從此而來。上座比丘的故事,也說到初出家時,被人嗤笑,與『大唐西域記』的脇尊者相合。依『馬鳴菩薩傳』,是尊者去中天竺,路經釋迦──奢羯羅城Śākala的事。總之,老年出家,誰也會被人嗤笑的。『大智度論』、『大唐西域記』、『付法藏因緣傳』,都說到尊者的脇不著席,精勤修行。脇不著席,中國俗稱「不倒單」,長坐不臥,在近代的中國佛教中,也還是常見的。尊者的被稱為「脇」,也許由此而來。脇尊者傳與迦膩色迦王Kaniṣka同時;迦王確是信奉說一切有部的。但脇尊者與迦王,都出於『大毘婆沙論』編集以前,所以發起結集三藏──結集『大毘婆沙論』的傳說,為事實所不可能。

『付法藏因緣傳』說:脇尊者從佛陀蜜多Buddhamitra出家,也不足信。

脇尊者是有著作傳世的,可考見的有二種:一、「禪集」:如『出三藏記集』卷九「關中出禪經序」(大正五五‧六五上──中)說:

「其中五門,是……勒比丘……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

二、「四阿含優婆提舍」:如『大智度論』卷九九(大正二五‧七四八下)說:

「勒比丘……作四阿含優婆提舍,於今大行於世」。

龍樹Nāgārjuna與勒尊者,相去不過百餘年。龍樹目睹脇尊者的四阿含經論,大行於世,是一可信的重要史實。脇尊者是西方的健馱羅人,從他所作的禪要與阿含經論來說,是持經譬喻師一流(與西方論師較近)。四阿含的優婆提舍,數量是不會少的。傳說尊者為第三結集的發起人,而『大唐西域記』說到:「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釋素怛纜藏」(7)。綜合『大智度論』與『大唐西域記』的傳說來看,十萬頌的鄔波提鑠論,似乎就是脇尊者的四阿含優婆提舍。也許脇尊者所發起的,是契經的解說,而與『大毘婆沙論』無關。

說到脇尊者的思想,首先值得重視的,是在他的言論中,明白的提到了大乘佛教。『大毘婆沙論』卷一二六(大正二七‧六六〇上)說:

「脇尊者言:此中般若,說名方廣,事用大故」。

脇尊者與迦膩色迦王同時,那時候,『般若經』已廣大的流行於北方,這是明見於論書的重要史實。以『般若經』為十二分教的方廣部,與後來的『瑜伽師地論』的見解相合。「大乘是佛說」,顯然為脇尊者所確信的事實。「外現聲聞身,內秘菩薩行」,不恰好為尊者寫照嗎?這與偏狹的,毀拒大乘的毘婆沙師,心境是大大不同的。

『大毘婆沙論』引述的脇尊者說,共百餘則,而十分之四,都表達同一見解,就是不需要分別,用不著推求。例如說:

「不應如是推求見趣,如不應責無明者愚,盲者墮坑」(8)

「佛知諸法性相勢用,餘不能知。若法應立不善根者,則便立之,故不應責」(9)

「此不應問,所以者何?若多若少,俱亦生疑,不以疑故便為乖理。然於法相如實義中,唯應有五,不增不減」(10)

說一切有部,又名說因部,什麼都得加以思考,推求個為什麼。眼睛與耳朵,為什麼生兩隻,也要議論一番。為什麼佛說四諦,五蓋,不多說又不少說?總之,什麼都要推求他的所以然(說因);無論推理的成果如何,這總是說一切有部中,阿毘達磨論師的特色。脇尊者卻不以為然,以為不必推求。佛是法王,佛說是不會錯的。只要不違法相──與事理實際不矛盾,就不必多費思考,何必多作無意義的推論?如瞎子一樣,瞎子走路是會跌跤的,落在坑中的,這有什麼可推求的呢?在上一章第三節──世友的論究中,曾說到世友也偶有這種見解,脇尊者就充分的使用了這一論法,達到極點。這是健馱羅自由學風的一流,與大乘的作風相近。脇尊者的愛好簡略,也表現於解說經文,如說:

「脇尊者言:先作白已,然後行籌,受籌名答」(11)

「以十義分別親近善士,乃至以十義分別法隨法行」(12)

阿含經中,為了表示佛弟子間的見和同解,每說同一問題,問五百比丘,五百比丘都同樣的回答。尊者解說為:這是舉行集會,受籌表決,一致同意,名為五百比丘答。這比之一位一位的問,一位一位的答,何等簡明!又如舍利弗Śāriputra為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ada說法,以十義分別四預流支。論師們以十義配四支,各說各的。脇尊者以為,每一支都以十義分別,這可說一舉而廓清了。脇尊者的學風,與偏重繁密分別的毘婆沙師,決不相合。『大毘婆沙論』引述脇尊者說,也是少有贊同的。然除了一二則外,也沒有明決的評責他。從精勤苦行,脇不著席的傳說,可論斷為尊者是重於實踐的,是重契經,重禪思,年高德劭,為迦膩色迦王尊敬的大師。對於這位說一切有部的近代大師,『大毘婆沙論』的編集者,當然也要表示敬意。好在義理的辯論,不是脇尊者所重的,自也不必多所諍辯了。

然而,脇尊者仍不失為阿毘達磨論師。他引用『識身論』(13)。又『大毘婆沙論』卷七九(大正二七‧四〇六下)說:

「脇尊者言:世尊唯說應遍知苦,或謂唯苦是應遍知;故對法中,說一切法是所遍知。……此則顯示經義不了,阿毘達磨是了義說」。

契經是有不了義的,所以要有阿毘達磨來抉擇。這是阿毘達磨論師的立場,而為脅尊者所同意的。所以,他的不必分別,是不作不必要的推論;而合理的分別,並不反對。如對於心意識的分別,脅尊者就有重要的分別,如『大毘婆沙論』說:

「脇尊者言:行緣識,說中有識。名色緣識,說生有識。二緣生識,說本有識」(14)

「脇尊者言:滋長分割是心業,思量思惟是意業,分別解了是識業。應知此中滋長者是有漏心,分割者是無漏心。思量者是有漏意,思維者是無漏意。分別者是有漏識,解了者是無漏識」(15)

其他如以四證淨為四不壞淨(16),以解脫為有所背捨(17),都為後代學者所重。

註解:

[註 58.001]『大智度論』卷九九(大正二五‧七四八下)。

[註 58.002]『馬鳴菩薩傳』(大正五〇‧一八三中)。

[註 58.003]『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大正五〇‧三一四下)。

[註 58.004]『大唐西域記』卷二(大正五一‧八八〇中)。

[註 58.005]『大唐西域記』卷三(大正五一‧八八六中)。

[註 58.006]『撰集百緣經』卷一〇(大正四‧二五〇中──下)。

[註 58.007]『大唐西域記』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七上)。

[註 58.008]『大毘婆沙論』卷八(大正二七‧三八中);參卷九八(大正二七‧五〇七中)。

[註 58.009]『大毘婆沙論』卷四七(大正二七‧二四一下)。

[註 58.010]『大毘婆沙論』卷一七五(大正二七‧八八一下)。

[註 58.011]『大毘婆沙論』卷二九(大正二七‧一四八中)。

[註 58.012]『大毘婆沙論』卷九四(大正二七‧四八七上)。

[註 58.013]『大毘婆沙論』卷二四(大正二七‧一二一上)。

[註 58.014]『大毘婆沙論』卷二三(大正二七‧一二〇上)。

[註 58.015]『大毘婆沙論』卷七二(大正二七‧三七一中)。

[註 58.016]『大毘婆沙論』卷一〇三(大正二七‧五三四下)。

[註 58.017]『大毘婆沙論』卷八四(大正二七‧四三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