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項 學風及其影響

第二項 學風及其影響

如上文所說，譬喻師是從「誦經者」演化而來的。重視通俗教化，在一切學派中，都可以有這類人物。但北方以說一切有部為主流，所以譬喻師也是說一切有部的。起初，譬喻者與阿毘達磨，是有相當關係的。但由於傾向不同，日漸分化，顯出了不同於論師的風格。譬喻師的特色，是通俗教化師，是禪師，多數被稱為菩薩。

如大德法救Dharmatrāta，為說一切有部的著名譬喻大德。法救是北方『法句經』的整編者。『法句』頌的解說，必附以譬喻、因緣（如漢譯『法句譬喻經』、『出曜經』），為通俗教化的要典。在說一切有部中，法救受到崇高的推重(1)。如僧伽羅剎Saṃgharakṣa，約與法救同時。他是著名的禪師，著有『修行道地經』。這部禪集，成為一般教化的講本，每段附以歌頌佛德。在策勵修行的講說中，附以擎油缽、索琴聲、犯法陷獄、賈客遠來等動人的譬喻。他所集的『佛行經』，是歌頌如來功德的。所傳的『法滅盡經』，充滿了警策的，勸誡的熱情。譬喻者的特色──勸善誡惡，修習止觀，巧說譬喻，歌頌佛德。這在僧伽羅剎的著作中，完備具足(2)。如僧伽斯那Saṃghasena，也有禪集。他的『百喻經』，不但是故事，還有笑話，已進而為文藝作品。他作的『撰集百緣經』，『菩薩本緣經』，都是含有本生、授記的譬喻集(3)。又如馬鳴Aśvaghoṣa，為禪者，所作的『佛所行讚經』，是歌頌佛德的。『大莊嚴經論』，是文藝化的勸善的譬喻集。『分別業報略經』，是誡惡勸善的作品。用優美的文學，哀婉的音樂，作為化導眾生的利器(4)。這幾位，都是西元前後──二三百年間的大德。不但注重通俗宣化，而且都是禪師，這是值得注意的。如『出三藏記集』卷九「關中出禪經序」（大正五五‧六五上──中）說：

「尋蒙（什公）抄撰眾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究摩摩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婬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

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出的禪觀，就是內重修持，外重教化的譬喻師系的禪觀。其中的漚波崛，就是優婆毱多Upagupta，人稱無相佛，度人無量，為教化力最偉大的古德(5)。婆須蜜Vasumitra是法救的後學，『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作者。鳩摩羅什所傳的禪觀，與大乘相結合，其特色就在於此。然當時的中國學者，卻欽仰專修禪觀的覺賢Buddhabhadra 。讀覺賢所譯的禪經，枯澀專門，與僧伽羅剎的『修行道地經』，精神是根本不同的。

這幾位古代的譬喻大師，如法救、僧伽羅剎、僧伽斯那、馬鳴，還有世友，中國都是尊稱為菩薩的。譬喻者與大乘，實有精神上，風格上的共通。

被稱為菩薩，內重禪觀的譬喻師，最大的特色，當然是譬喻的化導了。譬喻──佛菩薩、聲聞弟子的傳記，民間的故事，應用這些事例來說法的意義，『大智度論』卷三五（大正二五‧三二〇上），說得極為明白：

「譬喻，為莊嚴論議，令人信著故。……譬如登樓，得梯則易上。復次，一切眾生著世間樂，聞道德、涅槃，則不信不樂，以是故以眼見事喻所不見。譬如苦藥，服之甚難；假之以蜜，服之則易」。

以事例為比況，引導人信道德，信涅槃，正是通俗教化者的特色。譬喻，本來是「本末次第說」，說來娓娓動聽，是「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後又運用優美的文學，巧妙的音樂，來助成這一運動，譬喻者的成就，當然更大了。教化的中心區，是健馱羅Gundhāra──月氏王朝的中心；與當時的健馱羅美術相結合，開展出理智與情感融和了的北方佛教。譬喻者的教化，引起了重大的發展與演變。如：

一、釋尊的本生談，本附於毘奈耶中。過去生中的地方，本來是無可稽考的。但為了滿足聽眾的需要，不能不說個著落，所以泛說迦尸國Kāśi，波羅奈Vārāṇasī等古宗教中心區，梵授王Brahmadatta等古代名王，這是不得已的辦法。如『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五（大正二四‧三二八下）說：

「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方域城邑聚落……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答：應云波羅痆斯，王名梵授……」。

由於北方譬喻師的弘揚，為了取信於當前的信眾，而如來的本生事跡，被大量的移來北方。這座山，那塊石，說得鑿鑿有據。如『大唐西域記』（卷二、三）所說的：那揭羅曷國Nagarahāra，健馱羅國，烏仗那國Udyāna，呾叉始羅國Takṣaśīlā──這一帶地方的本生遺跡，就不下二十處。西元五世紀初，晉法顯所見的，已大致相同了。然『大唐西域記』所說的「商莫迦本生」，在健馱羅國；而『雜寶藏經』作迦尸國。「尸毗王本生」，在烏仗那國；而『大莊嚴經論』作迦尸；『賢愚因緣經』與『撰集百緣經』，作波羅奈──迦尸的首都。「忍辱仙人本生」，在烏仗那；而『賢愚因緣經』作波羅奈。「月光王本生」，在呾叉始羅；『六度集經』作乾夷國（迦尸的別譯）。又如『洛陽伽藍記』所說辛頭河「大魚本生」；『撰集百喻經』也說在波羅奈。本生遺跡的北移，指地為證，雖可能盛於迦膩色迦王Kaniṣka時代，但與譬喻者的宣揚譬喻，是有深切關係的。

二、釋尊的化跡，本生不出恒河流域。在北方佛教的擴展中，釋尊的化跡，也更遠更多起來。依『大唐西域記』卷二、卷三，北方就有：【圖片】

１如來降跡處　　　　　　　那揭羅曷都城西南十餘里
２如來龍窟留影處　　　　　那揭羅曷都城西南廿餘里
３釋迦坐處　　　　　　　　健馱羅王城東南八九里

４化阿波邏龍處　　　　　　烏仗那蘇婆伐窣堵河源
５如來留跡處　　　　　　　烏仗那龍泉西南三十餘里
６如來濯衣石　　　　　　　烏仗那留跡處西南三十餘里
７如來說本生處　　　　　　烏仗那摩愉伽藍
８為上軍王母說法處　　　　烏仗那瞢揭釐城

其中一部分，早見於『阿育王傳』（譬喻）卷一（大正五〇‧一〇二中）說：

「昔者，佛在烏萇國降阿波波龍，於罽賓國降化梵志師，於乾陀衛國化真陀羅，於乾陀羅國降伏牛龍」。

這一傳說，也為『大智度論』(6)、『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7)所編錄。北方的本生處，釋迦的經歷處，到處充滿。而『大毘婆沙論』的編集處，論師中心的迦溼彌羅Kaśmīra，卻幾乎沒有。這也可以想見健陀羅中心，譬喻師的影響了。

三、譬喻者的教化，從傳記，故事而文藝化、音樂化。如「三啟」，先頌讚三寶，表示歸敬的虔誠。然後誦經，或依經說法。末了，迴向發願，又是歌頌。如『修行道地經』的講說，先頌讚佛德，說本生；其次正講修行方便；末了又結讚。這種歌頌音樂與講說相配合，對於通俗的宣化，力量確是很大的。中國一般的講經儀式，就從譬喻者的教化儀式演變而來。只是講前（梁時起）加誦經文，末後又加念佛而已。中國講經的法師，將因緣果報，公案，靈驗記，配合於經文而講出。通俗宣化的力量，總是比高談玄理，辨析法相的要大得多。所以，從譬喻師的發展去看，在北方佛教通俗化、普及化的過程中；從聲聞而直通大乘去看，譬喻師的意義，異常重大！對譬喻師的認識，是不能專在義理上著眼的。

註解：

[註 69.001]如本書第六章第一節說。

[註 69.002]如本書本章第三節說。

[註 69.003]如本書第九章第三節第二項說。

[註 69.004]如本書第七章第二節第三項說。

[註 69.005]如本書第三章第二節說。

[註 69.006]『大智度論』卷九（大正二五‧一二六中──下）。

[註 69.007]『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九（大正二四‧四〇上──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