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光集-二

正如聖嚴與宏印法師所說:我的著作太多,使讀者不容易認清我的思想。溫君相當讚賞我「最是想像而沒有實據的(雖然這種想像滿合理的)」──在家為中心的佛法,為什麼不一直想像下去,滿足溫君的願望,要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說:「初期大乘的傳宏者,多數是比丘,也有少數的在家人」呢?說我「早期的大乘觀和後期的大乘觀,有一種性質上的差異」,但這是不對的!他自己也說:三十一年寫作的《印度之佛教》,「更接近印順法師在(六十九年出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的看法」。關於大乘佛教的起源,我在印度佛教史的觀點,是前後一致的。《佛法概論》等似乎不同,那不是佛教史,是通俗的論述,但也不是隨意論述,是依大乘經而這樣說的(下面再為解說)。從前閱藏時,「我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遊心法海六十年》九頁)。也許大乘經有「信仰與理想」的特性,使我的解說也成為「想像式」吧!

在著作界,如有長達五十年的寫作歷程,後來的有些修正、補充,或提出不同的意見,原是極平常的事。但我覺得,民國二十七年到四川,四十一年來台灣,這中間的十四年,是思想「確定」時期。修正、補充是不可免的,而為學的立場與觀念,一直到現在,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印度之佛教》自序(三頁)說:「自爾以來,為學之方針日定,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我的研究印度佛教史,是想從歷史的流變中,「抉擇而洗鍊之」,提供契理契機的佛法,以有益於佛教與社會。四十一年所講的〈人間佛教要略〉說:「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綜合而抽繹出來,所以不是創新,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佛在人間》九九頁)。《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二頁)也說:「我不是復古的,也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秉持這一理念,《印度之佛教》自序提出了:「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天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七頁)!七十八年寫的《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第六節),就依此而作解說。這雖沒有提到出家與在家,但我的思想原則,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該文所提出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對大乘起源與居士關係之詮釋,確實是改口了」,首先要略加解釋。一、文殊師利「現出家比丘相」:這點,我確乎修正了,但不是完全否定了。無論是一髻的、五髻的,騎著獅子的文殊師利菩薩,被稱為童子,我一向是認為在家相的。來台灣以後,讀《大智度論》,讀到「慈氏、妙德即文殊尸利菩薩等,是出家菩薩」(大正二五‧一一一上),引起我極大的疑惑。後來搜集有關文殊的經典,發現早期大乘經中的文殊,有些是出家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九二九──九三〇頁)。但我不否認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有(人與天)雙重性格的文殊,後來都是現(天)在家相的。二、「文殊師利、普賢、毘盧遮那」:民國五十年前,發表了〈文殊與普賢〉(編入《佛教史地考論》)。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四六五──四七四頁),引用了而作更完備的說明:「梵王為主,融攝舍利弗的德性,形成文殊師利。帝釋為主,融攝大目犍連的德性,成為普賢。人間、天上的兩大脇侍,成為二大菩薩。二大脇侍間的釋迦佛,就成為毘盧遮那」。其實,早在《印度之佛教》(三〇六頁),就說到:「魔天、外道、天、龍、夜叉(等)與菩薩同化之傾向,日益顯著,如梵童子之與文殊,因陀羅(即帝釋)之與普賢,摩醯首羅天成佛之與大自在天,其顯例也」。三、「佛的真身是現在家相」:這與文殊現在家相一樣,毘盧遮那佛像,都是在家相的。然在《華嚴經》中,「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大正一〇‧一中),與釋迦成佛相同,只是表徵的境地崇高些。〈如來名號品〉(大正一〇‧五八下)說:「或名一切義成(悉達多),……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盧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釋迦與毘盧遮那,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沒有嚴格的區別。但在〈十地品〉(大正一〇‧二〇八),說「菩薩住此(法雲)地,多作摩醯首羅天王」。摩醯首羅天,是印度教的大自在天,與佛教的色究竟天相當。〈十地品〉只說「多作」,到《楞伽經》就說:「色界究竟天,離欲得菩提」了(大正一六‧六三八上)!這也是大乘佛法由人而天(是在家相)的演化歷程。天上成佛的是真身,釋迦佛是化身,成為大乘佛教界的共信。四、「大乘佛教只是佛教的梵天化」: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始終是大乘的信仰者。大乘佛法的開展,是多方面的,天(梵)化只是其中的一項。天化是適應民間的印度教信仰,由微而著,不斷的擴展起來。所以我對大乘,不是否定,只是「抉擇而洗鍊之」、「刮垢磨光」。大乘佛教的方便適應,其中「天化」的發展到神秘淫欲為道,說什麼「明王」、「金剛」……,對純正的佛法──聲聞、菩薩的正常道,是嚴重的扭曲,所以我主張反「天梵化」而回歸「人間」。這決不是來台灣以後的思想轉變,在寫作《印度之佛教》的前一年──民國三十年,寫了一篇〈佛在人間〉,末了說:「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如果(如太虛大師所)說有依人乘而發(心)趣(向)的大乘,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那麼人間成佛與天上成佛,就是明顯的分界線。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人間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間,就是天上,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佛在人間》一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