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地考論-一五、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

一五、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

佛教的傳入中國,歷來史家所公認的,是「漢明感夢,初傳其道」(高僧傳)。這一傳說的最早記錄者,是〈四十二章經序〉、《牟子理惑論》。《牟子理惑論》是漢獻帝時候的作品(約西元二〇〇年頃),說到了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四十二章經序〉敘述明帝的遣使求法,與《牟子》大體相同,多少簡略一點。《理惑論》已明顯的引用《四十二章經》,所以經序應曾為《理惑論》所參考。早在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襄楷疏上《太平清領書》,也有引用《四十二章經》的痕跡(參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前四章)。經序稱明帝為「昔漢孝明皇帝」,可見經序的寫作,在明帝以後。那麼,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的開始記錄,總在明帝以後,到桓帝延熹年間(七六──一五六),不能不說是古老的傳說了!

事實上,佛教的流行中國,比明帝永平時代要早得多。明帝的異母弟楚王英,建武二十八年(五二)到楚國去。《漢書‧楚王英傳》,說「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六五),楚王英奉縑贖罪,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據此,那時佛教的年三(月)齋,以及出家(桑門)在家(伊蒲塞)弟子,供僧等制度,都已在中國流行。受到楚王的信仰,明帝的尊重,可想見當時的佛教情況,已相當的發達。更早一些,「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後立者,其人也」(魚豢魏略西戎傳)。博士弟子景盧,《世說新語》文學注作「景慮」。《魏書釋老志》作「秦景憲」;《通典》作「秦景」;《通志》作「景匿」。其中比較通行的是景憲。景,是楚人的大姓。盧、慮、憲、匿,都只是傳寫的不同。這一傳說,是有確實來源的。宋董逌《廣臨川畫跋》卷二也敘述此事,說是「引晉中經」的。梁阮孝緒《七錄》序,說晉中經簿有佛經書簿十六卷(廣弘明集);而《隋書‧經籍志》,說晉中經源出魏中經。這可見魏晉的王家(「中」)藏書中,有十六卷佛經;景憲從大月氏使取受的佛經,也在其中。《魏略》說:「後立者,其人也」;《世說新語》注作「後豆」。「後」是復字的訛寫,「後豆」──復豆即佛陀的古譯。這是說景憲所受的那卷佛經,佛是譯作「復豆」的。這是確而可信的傳說,可說是佛經的最早傳譯了!

我相信,佛教的傳來中國,比這還要早一些。

中國國史及中國佛教史,以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為佛教的初傳,決不會是無因的。當時佛教界,應該有一番盛事,受到國家的正式尊敬,這才以此為佛教傳入的開始。先將《牟子》有關此事的記載錄下來,再來分別考察: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

明帝夢見的神人,經序作「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後漢紀作「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金色的,長大的,項有圓光的,這當然是佛。明帝有此金人的瑞夢,雖僅記錄於〈四十二章經序〉;但明帝有金人的瑞兆,卻確實見於史書。漢初,自以為得土德;光武二年,才改定為火德。但一般還以為是土德的,如王充《論衡》說:「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漢得土德,就有土德的符瑞,如〈明帝本紀〉說:「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在本紀中,湖出黃金的符瑞,還不覺得與金人有關。但讀到晉葛洪《抱朴子‧外篇》:「靈禽嗈喈於阿閣,金象焜昱乎清沼」,就顯見與金人有關了。老莊學者鮑敬言,不信漢代所傳的符瑞,以為這不過是:「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葛洪引了上面的事實,證明符瑞的不召自來,非「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得的。其中「靈禽嗈喈於阿閣」,在漢宣帝、明帝、章帝時代,都是有的。而「金象焜昱乎清沼」,那唯有明帝十一年,漅湖所出的黃金了。本紀說「金」(其實水裡發現幾塊黃金,說不上祥瑞),《抱朴子》說是「金象」,這是值得重視的事!金象就是金人;《後漢書‧王景傳》,也明白的說到。「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就是「靈禽嗈喈於阿閣」)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王景的《金人論》歌頌定都洛陽以來的人和天瑞。「神雀」以外,特別以「金人」為題,可想見當時確有「金人」的祥瑞,不只是晉《抱朴子》「金象」的傳說了。金人即金象,不僅是民間的傳說,還見於朝廷的頌贊。這是皇漢的符瑞,也是佛教東來的瑞兆;明帝的夢見金人,應該與此有關。

因明帝的問起金人(金象),而有人談到佛的,是傅毅。《漢書‧文苑列傳》有傅毅傳。說到「通人」,王充《論衡》說:「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通人之官,蘭臺令史(皇家圖書館長)……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通人是綜貫百家的,尊漢德而薄三代的,文華與武功並重,不信儒家的讖記,方士的仙術,代表當時進步而踏實的學者。傅毅是這一型的學者,知道西方有佛,應該是可以信任的。

明帝遣使求法,〈經序〉與《牟子理惑論》所敘的求法使,都是實有其人,也多少與西域有關。但說到奉明帝的命令去求法,都是不可能的。一、「使者張騫」,這是眾所周知的西域使者,到過大月氏。但他是漢武帝時人,比明帝早二百年。遣張騫去西方求法,〈四十二章經序〉的作者,似乎太缺乏歷史的觀念了。梁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引《牟子》,只說「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刪去張騫。梁慧皎《高僧傳》,取使者蔡愔說而不取張騫,大概都是覺到這時代的錯誤吧!二、秦景,實就是秦景憲或景憲,確乎在大月氏王使伊存那裡,受過浮屠經。但秦景是哀帝時人,他如能生存到明帝時代,也要接近百歲了。百歲老翁,派他去通過流沙、雪嶺去求法,當然是不會有的事。三、王遵是光武時人,〈隗囂傳〉中有他的事跡。王遵曾到過隴西,晚年的事蹟不明。但他是軍人,與「博士弟子」的身分不合。

〈四十二章經序〉的作者,知道《四十二章經》是明帝時代傳來的,卻不知道譯者是誰。他聽到明帝有金人的瑞兆,遣使求法,也根本不知道派遣的是誰。這才將與西域有關的張騫,秦景等寫在上面。這是一位平凡的信仰者!雖然錯誤太多,但憑此序而引起我們注意,知道明帝時代有金象的符瑞,還是有價值的!

明帝的時候,江淮一帶的佛法,相當流行;這從楚王英的奉佛、供僧、持齋,而可以理解出來。所以漅湖發現金象,作為國家的符瑞,而引起國家對佛教的尊敬,是並不希奇的。當時,遣使求法,而有《四十二章經》,被珍藏於蘭臺石室。可惜〈四十二章經序〉的作者,不知道譯者是誰,派遣的使者是誰。對於這,南齊王琰《冥祥記》,說是:「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填王畫釋迦佛像(來),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王琰說「如諸傳備載」,他是有所據的,摩騰與《四十二章經》的傳譯有關。從《四十二章經》來說,一般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是宋守遂所傳的,經過禪宗大德糅合了禪家的辭句,所以曾引起近代學者的誤會,認為充滿禪宗色彩的《四十二章經》,是晚出的偽經。其實,別有《四十二章經》古本,編在《宋藏》與《麗藏》。古傳的《四十二章經》,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西元三四七作),雖沒有記錄,但西晉惠帝時(西元二九〇──三〇六)的支敏度,已記錄「孝明皇帝四十二章」了。劉宋時作的《別錄》,說《四十二章經》有二本,支謙第二譯,「與摩騰譯者小異」。這可見摩騰的初譯四十二章,在王琰以前,早有了明文的記錄。考察起來,這是完全正確的!古代的《四十二章經》,曾有二譯:(一)、漢譯,桓帝時的襄楷,獻帝時的牟子,都曾引用過,辭句比現存本要古拙一點。牟子與經序所說的《四十二章》,就是漢譯本。但經序的作者(牟子只是引用而已)只說到十二使者去大月氏取經,卻沒有說譯者是誰,也沒有說有否大德同來。但這是不說,不能說沒有,《四十二章經》是應有譯者或口授者的。(二)、吳支謙譯:《別錄》說他「文義允正,辭句可觀」。現存的《宋藏》本,就是這第二譯。支謙是一位漢化的月氏人,他對於漢支讖譯的《首楞嚴經》、《道行般若經》,吳維祇難譯的《法句經》,都曾加以文辭的修潤。《四十二章經》的支謙再譯,也許就是文義的修潤。有了支謙的新譯,《別錄》在說明前後二譯時,才說到漢摩騰的初譯《四十二章經》。這雖然記錄得遲一點,但漢譯是應有譯者的。如沒有積極的文證,證明漢譯本不是摩騰所譯,那對於漢明帝時,摩騰譯《四十二章》的傳說,是應加以信任的。漢譯〈四十二章經序〉,說使者張騫等,不說譯者是誰,是中原的傳說。漢末,傳到交廣,被牟子採用了。吳譯《四十二章經》,是江東支謙譯的;說漢譯是摩騰所譯,這是江東的傳說。這一傳說,被《別錄》採用了。王琰的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也是屬於江東的傳說。中原的傳說,譯者不明,使者又多是不可能的。反之,江東的傳說,說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說摩騰譯經,並沒有顯著的矛盾。為了辨別漢、吳二譯,才提到漢摩騰的譯經。記錄雖遲一點,卻屬於學者的傳聞。比起〈經序〉來,可信的程度要高得多!

《四十二章經》的舊譯與新譯,中原與江東的不同傳說,原是分明的。但在梁慧皎的《高僧傳》中,糅成一團;古來傳說的真面目,從此迷糊不清。慧皎《高僧傳》說:「使者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這明是二種傳說的糅合。說使者到了月氏,請了攝摩騰與竺法蘭二人;摩騰與竺法蘭,合譯了《四十二章經》。慧皎不談支謙的再譯,卻添上一位竺法蘭,使人感到可怪!其實,竺法蘭是確有其人,確與《四十二章經》有關。梁寶唱《名僧傳》,說《四十二章經》是竺法蘭譯的。梁僧祐《出三藏記‧支謙傳》說:「支謙……太子登卒(二四一),遂隱於穹隘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這可見竺法蘭與支謙有關,是漢末吳初時人。支謙從他修學,也許支謙的再譯《四十二章經》,曾請教過竺法蘭(所以有竺法蘭譯四十二章經的傳說)。關於《四十二章經》,慧皎不應該略去支謙的再譯;不應該把支謙同時的竺法蘭,提前到漢明帝時代(高僧傳說竺法蘭來中國遲一點,也就洩漏了此意);更不應該把《四十二章經》的前後二譯,作為二人的合譯本。總之,慧皎糅合說,是完全錯了!然而梁僧祐《出三藏記》支謙的傳說,慧皎的糅合說,儘管有多少不同,而「孝明皇帝四十二章」,明帝遣使求法,還是彼此一致的!

到中國來傳譯《四十二章經》的摩騰,《高僧傳》作「攝摩騰」,《出三藏記》作竺摩騰,《冥祥記》作迦葉摩騰。這位弘傳佛法的大師,在初期佛教的發展中,曾起過重大的作用。以我的研究,燕昭王時的尸羅,秦始皇時的室利防,都是攝摩騰故事的變形。南齊王嘉的《拾遺記》說:「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說:「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賷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尸羅,室利防,攝摩騰的傳說,粗看起來,都是片文孤證,不足為據。而且尸羅與室利防的故事,近於神話。但仔細考察,覺得彼此間大有共同性。在名字上,尸羅與室利防,是同名異譯,是誰都可以承認的。室利防大概是舍利弗Śāriputra的音譯。摩騰與putta也是相近的(MP通轉)。不但名字相近,從西方到中國來,都有開始弘傳佛教的意味。這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傳說。同一事件而能成為多樣的傳說,可想見原始事件,必是影響社會很深切的。在這不同傳說中,攝摩騰的譯經建寺,記錄最早,當與事實相近。到底經過了長期的傳說,而後見於記錄,所以有關的攝摩騰的事跡,如國籍的是月氏還是天竺;譯經的是口譯,還是帶原本來中國;佛像的西方帶來,還是從中國畫出,都是不能確定的。不過,這是枝末問題,而摩騰從西方傳來經像,始終是一致的。

漢明帝時,〈經序〉說「起立塔寺」;《牟子》說「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冥祥記》說「白馬寺」:中國的佛寺,從此開始建築。塔,是梵語塔婆的簡稱,原是印度埋骨的建築物(塔是高顯的意思,與中國的墳,意義一樣)。佛涅槃後,供養佛舍利(骨)的,稱為佛塔或舍利塔。後來,供養佛的經典,或佛的畫像、塑像、雕像,也稱為佛塔,佛塔是供佛的所在。寺,這是中國固有名詞,與印度的僧伽藍相近,是僧眾的住處。為什麼在中國稱為寺呢!寺的本義是「近侍」。古代從家而擴大為國,所有國家的行政,起初都不過在王家近臣的手中;行政的公署,也就稱為寺。《漢書‧元帝紀》注:「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在漢代,寺是中央與地方的政事機關。不過帝王的近侍集團,也還特別的稱為寺。寺在漢朝,是朝廷、官廳,佛教在此時建築道場,也稱為寺,這不能不說與國家有關。古人有這樣的傳說:攝摩騰初從西域來,最初住在鴻臚寺(這是招待諸侯及四方邊民的),所以佛教的道場,也就稱為寺。這是非常近情的。當時,〈經序〉只說造寺。《牟子》沒有說什麼寺,卻說「寺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牟子到過洛陽,他的敘述,至少是當時的事實。王琰說是白馬寺。《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都說白馬寺西陽門外;西陽是雍門的別名。西晉竺法護的譯經記中,也曾說到「洛陽城西白馬寺」,「洛陽白馬寺」。這些記錄,與《牟子》所說的完全相合。漢明帝時初建的,是洛陽西門外的白馬寺,應該是確實可信的。

從上來的考察,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的:明帝永平十一年,廬江郡太守獻上漅湖所發見的金象──金人。這是一件難得的祥瑞!在朝在野,都歸功於聖天子的明德,歌頌皇漢的太平。明帝心裡非常歡喜,歡喜得夢中也見到金人的飛行。一天與朝臣說起,通人傅毅說:天竺有聖人,名叫佛,是身作金色的。佛的教化,從天竺到西域,也多少流行來中國。金人的瑞應,或許是西域佛教贊助聖明的瑞兆吧!永平十六年春天,「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遂通西域」(後漢書‧西域傳)。十七年春天,「西域諸國,遣子入侍」(明帝紀)。那個時候(從明帝十一年到十七年),蔡愔奉使去月氏,受明帝的囑付,請了一位德學兼優的攝摩騰大師,帶著經像到中國來。到了洛陽,先在鴻臚寺住下。明帝召見攝摩騰,摩騰奉上《四十二章經》與佛像。明帝見圖繪的佛像,與過去所見的一模一樣,生起敬心。除了把《四十二章經》珍藏在蘭臺石室而外,特別在洛陽西門外,建了一所佛寺,為大漢與皇上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