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场重要的路线斗争》(永恩)

討論區:
姓名或匿稱: 
刘永恩
    近日读到网上一篇评论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之不同的文章,题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场重要的路线斗争原名:太虚大师对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的评议略述》)。作者之本意,无非是借助太虚大师的权威,来达成自己否定印顺导师的目的,其论证的根本思路是;因为虚大师名声大,所以他的每句话都必定是正确无疑的,所以曾被虚大师否定的导师某些思想,无疑是错误的。这明显犯了依人不依法的错误,以这种错误思路所得的结论,自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况,以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阶级斗争的庸俗作略,赫然题为“路线斗争”,这是对二位大师间友好探讨交流的恶意歪曲,其态度动机、论证与结论,都不值得花费精力去多做评论。但作者能引述虚大师批评导师的原文,列举二位大师之间的不同之事实,这对于我们比较二师而进一步认识他们,倒也提供了资料。二人之间虽在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大乘三系的划分,成佛之道的基本框架,菩萨心行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在对治死鬼化或天神化,三系了义方便之取舍,对待佛法研究与佛教历史事实上,等等,都有很明显与很大的不同,任凭你怎样想把二者圆融为相同,其根本差异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二者间存在相反意见,这只能表明双方不可能都是完全正确的,至少有一方存在错误,应正视这差异事实的存在,从比较推察中经合理的思维去抉择它,泛泛的附会调和是无济于事的。
    
流传于人间的一切,都是缘起的事相,只有尊重他本身的因缘流转,才能让它本身真相呈现出来,不是凭主观想象就可以把握,这就是所谓“但见于法,不见于我”。导师是缘起性空论者,所以表现为尊重因缘自身,他对教典、教史、教理、佛学、研究等等的态度,非常如实和精当,这是缘起论者无我的本色。有些人对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不认可,这无非是习惯于神学理路,出发于自我情见和神我意志,而不从因缘自身去观察它。真常唯心论者,看待一切是出发于自心而会归自心,所以往往忽略事相本身的因缘,而从自心去看待处理一切,他们对因缘事相的严密性,往往是随便而轻忽的。立本于真常唯心的太虚大师,即在此不同于导师。尽管他天资颖悟,对世事和佛法独具只眼,每每有深见远见,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但他的局限性仍是明显存在的。 
    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所见不同,可能就有优劣,但只是就这部分具体问题而言,若论各方面总体知见,则可能各有千秋。即使是世间任何一人,他在某方面也可能有过人之处。导师对佛法教典本义的抉择是其特长,但他的社会活动组织力,可能不及太虚。正如导师赞叹太虚汪洋大度那样,导师也是那样大度,他对佛门僧人多是随喜赞叹的,即使是对于曾经强烈反对阻挠过他的,为佛教为众生,也照样赞叹随喜,和善大度,虚怀若谷。
    
同是为治病的药方,其本身就有开错或用错的,开药用药的恰当与否就有抉择可说,不能一见到任何药方,就当做妙方。不过,如果医生只是因不小心弄错对症而开错药方,如为治胃病而错开为感冒方,对于治胃病本来是一个错药方,虽不能达到治胃病的用意,但转而用于治感冒,这又成为好药方了,这就是错方的正用,反之,即使是正方,若运用不当而弄错对症,也会正方错治,对这种能治病的正方和错方,巧用都可以正治,拙用都可能错治,当然,还有些药方是胡乱开的,什么病都治不了,那是怎么巧用也不能治病的。导师对大乘三系的抉择是,性空是究竟了义,唯识真常是方便不了义,各有针对和妙用,但若将性空作不了义,将唯识真常作了义,就是错用药方,一般(主流)唯识真常学者,就以所宗为了义,以性空为不了义,这是错用药方。学导师的,是不应该迷失导师这一真实意趣的。

    对于两个事物,任何人都多多少少有自己的辩异与融贯,但并非都是恰当的,辩异不当的,就会说“鹿是兽而马不是兽”,融贯不当的,就会说“鹿就是马”。对于太虚和印顺二人意见的分歧,正确的态度和基本认识应该是:一、二人间多少存在分歧的事实,是抹杀、回避或融会不了的;二、二人的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乘三系之了义与方便的抉择取舍,对此导师说“其取舍之标准,不以传于中国者为是,不以盛行中国之真常论为是,而着眼于释尊之特见景行,此其所以异乎”,导师立本在现实存在于人间的佛教事实,追根溯源而得的佛陀特见景行,以性空论为究竟了义,以唯识真常为不了义之方便,以此抉择一切,融贯一切;而太虚立本于中国佛教主流之真常唯心论,以此为唯一了义,而抉择融贯一切,或者以为性空与唯识都与真常是一贯的;导师重于事实,重于历史,重于教典,太虚重于信仰,重于自身直觉体验。三、二人思想是相互影响的,不仅导师深受太虚启发,太虚受导师影响的也不少。太虚对导师的某些批评意见,是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修正的,由反对而逐渐倾向于认同,比如对教理教史研究的态度,比如对密乘的态度,比如对空宗和有宗的分划,他有时也会应用那些曾被自己否定过的结论,比如他后来也觉得“于大乘教理上,从空到不空,证之多分的大乘经论,盖无问题”。 只是太虚去世太早(1947年),佛门中他要做的事太多,用来研究佛法和导师论著的时间有限,故而没有完全消融他与导师见解的分歧,假若时间充裕,可能分歧会更少了。四、二人间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分歧意见,因而交流探讨了多次,但他们仍然相互赞叹推许、相互支持,直到太虚去世前,关系一直很亲近,绝不是像有人说的“斗争”那样。即便太虚对导师《印度之佛教》起初疑议颇多,但他照样支持其著作的问世,而并没有坚决阻挠,这是否表明,他对自己的那些疑议,其实并不是感到十分肯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