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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方法應用在佛學研究上的見不見

史學方法應用在佛學研究上的見不見

印順表示他探求印度佛教史實而作出不同時期之劃分,以及分判大乘有三系,這與古德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乃因於他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1]印順之強調「以史論經」,迥異於傳統佛學之重經輕史,不同於太虛、歐陽竟無等人之佛學探究進路。[2]但印順並沒有「以史代經」,仍強調佛法研究的宗教性暨佛典的神聖性,如龔雋所說「對佛史之探究與聖典之解釋經常是穿插而又互補地進行」[3],這著重史學方法的佛學研究路數,其間利弊得失頗值得析探。

就印順而言,判教的客觀性或可信度,當建立於歷史真相如實描繪的基礎上;然而歷史書寫是否全然信而可證,還是取決於不同人不同角度、立場或切入點而有不同理解可能?[4]此外,歷史重建過程中,人物觀點的取捨及材料的選用等,都決定可能的解讀與認識,重建成為某種重構(重新建構),而未必如實反應史實真相。[5]

再者,佛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樣,所關注的是超越的彼世,當中存在「超現實」、「超時空」(或「異次元」)的維度,而史學的研究對象只能限定於現實的此世,卻不能橫出經驗界以外事物。尤其現今的歷史研究進路,猶如其它學術研究一樣,科學方法一直是其中特點,「科學的史學」受到多方重視,[6]如胡適所言「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這固然使研究上更趨於理性、客觀,然而能否以科學方法來研究宗教,或存有疑慮空間。

如此,歷史學研究方法背後,似已牽涉到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張力問題,而這又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7]對於印順重於史學方法的研究進路,頗值得深度探討之,其中涉及到佛教歷史觀暨時間觀分析,以及印順對歷史暨歷史研究方法的立場與態度等。


[1]原文為:「探求印度佛教史實,而作五期、四期、三期,及「大乘佛法」三系的分判,與我國古德的教判相通,但抉擇取捨不同,因為我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收在《華雨集第四冊》( Y 28p17)

[2]如龔雋說:「在經史學的關係方面,作為兩系第一代學人(太虛與歐陽竟無)都重在傳統佛教經學研究與書寫的方式下,有限制地運用近代知識史學來研討佛學,即以經學或義學為首,史學為輔;而到了第二代(印順與呂澂)則在經史之間更多地側重於以史化經,經為史學之方向了。」見龔雋<經史之間:印順佛教經史研究與近代知識的轉型>,《法印學報》第二期,2012/10,頁27。

[3]完整為:「在經史關係上,印順以史論經,但並沒有以史代經,而仍然本於宗教性認同而堅持經典的神聖性面向。在他的看法中,佛教聖典是歷史中形成的,但既然是聖典也就同時具有超越時空的道涵藏於中,從流變的歷史當中去闡解出這超越的道諦,就是傳統解經學所要達成的目的。印順在經史之間雖然更傾向於史的探究,但是他研史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回轉到對聖典之道的理解上來。從他學術書寫來看,他對佛史之探究與聖典之解釋經常是穿插而又互補地進行的,而且他佛史研究的重心,也比較集中在對聖典集成和流變的研究上面。」龔雋<經史之間:印順佛教經史研究與近代知識的轉型>,頁51。

[4]一如共產黨與國民黨對1949年前近現代中國史有諸多異解一樣,兩黨對張學良亦有不同評價,可知歷史(之成敗)時而隨人好惡而界定。此外,歷史記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然而新大陸一直存在著,當中住民也自始至終生活在那裡,何以言發現?只不過歷史往往以強勢文化的認定為據,存在一定預設立場乃至偏見,而能操控著解釋權。

[5]如此「研究歷史」和「詮釋歷史」雖是兩回事,一個重於「是什麼」,另一則是「理解成什麼」,但如果無法嚴持分際則歷史研究可能成了歷史詮釋。

[6]關於「科學的史學」的介紹說明,以及相關回應反思,可見余英時<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收在《漢學研究通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2015,頁1-4。

[7]佛學研究進路的方法論問題早在西方世界多所討論,中文概述可見林鎮國〈多音與介入:北美的佛教論述〉及〈中觀學的洋格義〉(談「方法論的爭辯與多元化」),收於《空性與現代性》,頁159-180及頁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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