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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覺知

知覺與覺知
心意識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是重要觀念,相對於西方學界重於「知覺」(perception),以感知(feeling/sensation)、認知(cognition)、經驗(experience)等研究為主;東方在「知覺」的基礎下亦強調「覺知」(awareness或enlightenment),如王陽明認為「心」是「身之主」,以「虛靈明覺」、「本然之良知」來說明「心」即是其例。此外,佛之所以為佛即在於「覺」,「覺悟」成為佛教核心,禪宗因而以「迷悟」為「凡聖」之別,所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明心見性」等無不是重於「覺」。

 
「心之覺」在儒、佛之間有異有同,牟宗三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以「­恐怖意識」、「苦業意識」、「憂患意識」對比耶、佛、儒之不同,表示:「中國哲學之重道德性是根源於憂患意識。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由此種憂患意識可以產生道德意識。」[1]雖然「苦業意識」、「憂患意識」明顯有別,但亦有相通處,其重點都在於「覺」,關鍵也皆在於「心」。
 
《孟子》一書可見「憂患意識」之闡發,如說:「君子有終身之憂」、「憂民之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等,其所謂「憂患」不是滿腹憂愁或杞人憂天,而是象徵一種警覺和戒慎恐懼,《論語》所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學如不及猶失之」、「臨事而懼」,以及《詩經·小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及至范仲淹之「先天下之憂而憂」等皆然,當中皆強調「自覺」等意義。[2]
 
儒家「憂患意識」在於保持自知警覺,佛教「苦業意識」又何嘗不是?透過知苦、識苦進至於斷苦、滅苦,如佛教「四聖諦」所說生死流轉到涅槃還滅的過程。甚至耶教「恐怖意識」也可視為是一種對人生的醒悟、覺醒,了知苦難實存與生命困限,而冀望救贖之可能。這關鍵之一在於「意識」詞彙本身不只有「知覺」意義,更有「覺知」內涵,特別在中文語境更是如此;此等皆顯示「覺知」在儒佛哲學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同樣都關乎到道德暨價值實踐面向的問題。
 
也寄望未來主流學界的心意識之研究能從「知覺」轉向於「覺知」。

[1]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94,頁17。
[2] 儒家「憂患意識」特質相關討論,可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臺灣商務,1994)第二章、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二、三講以及高明等著《憂患意識的體認》台北:文津,1987。徐復觀認為「憂患意識」關乎「自覺」,如他說:「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而這樣的「憂患意識」亦表現在「敬」的觀念上,從中顯示出「自覺」的心理狀態。詳見氏著《中國人性論史》,頁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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