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是如何得知大乘唯識學隨理行派的主張？

導師是依據藏傳的譯典論述「大乘唯識學隨理行派」的思想。

導師於1964年在慧日講堂講述的《辨法法性論講記》談到：

「依唯識學說，依是阿賴耶識，是業力所感的果報識，現起一切的種子識，所知一切法的依住處，所以名所知依。不過照中國一般所了解的，唯識學一定說七識、八識；其實不一定如此。在印度，唯識有二大派：一派名隨教行派，就是依經文怎麼說，就怎麼說；這依經說的一派，都是立第七識與第八識的。另一派名隨理行派：以為經文所說，每有隨機方便，不了義說。隨理行派以理為宗，如世親菩薩門下的陳那菩薩，是「因明」——佛教論理學的權威；陳那的弟子名法稱。這一派說唯識，不立七識、八識，也還是一樣的唯識學。不過在中國，這一派沒有傳來。如立第七識、第八識，依一切種、果報阿賴耶識為「依」；如不立第七識、第八識，那就依異熟——果報意識為依。在部派中，如說一切有部，立「命根」為有情依。」（《華雨集》第一冊，pp.227-228）

導師早於1941年（36歲）撰寫〈法海探珍〉時即提及：

「藏文系的精彩在後期。初期佛教，它的欠缺太多，連四阿含也沒有；論是偏重十世紀的《俱舍論》與論疏；律是有部後期的。中期佛教的經典很豐富。西藏雖然盛行性空法門，但龍樹提婆的論典，僅有幾部小品的著作，而且還是偈頌。後期佛教，無著系的論典很詳備，特別是陳那、法稱的因明。因明雖屬於外明，但也大可注意；不但後期印度佛教的大、小、空、有都在因明辯論（現在還盛行西藏）的指導之下；並且因明論裡，還含有陳那、法稱的隨理行的唯識學。後起的空宗，是藏文佛學的驕傲！不但論典多，派別多，且受了時代的影響，所以還是非常精嚴的。」（《華雨集》第四冊，pp.88-89）

接著於1943年的《印度之佛教》分別談到：

「佛元十一世紀，南印鳩陀摩尼國，有法稱者，從自在軍受《集量論》。反復研尋，深見陳那之意，乃作《正理一滴》等七支論以釋之。又使弟子帝釋慧為釋，凡三易稿而後當意。法稱於因明，間有廢立，如以喻為非支，宗過無不極成等，蓋受耆那教因明之影響也。

佛教自因明大盛，學風為之一變；造論，講學，無不奉以為規矩。後期佛教論理之多細密，實受其賜。昔之視論法為外學者，今則「佛法當於因明處求」。抉擇事理，起信、生解，在在有賴於因明，因明乃成入佛之要學也。後期之性空論者，清辨、月稱輩，且以之而立說有異。唯識學者，以不立教量，唯理為宗，故陳那以後，流出「隨理行」之唯識。因明本於論法，雖量論重自悟，然為之者多用以申自摧他。知以因喻證成己之所立，求得敵者之信解；於創發新知，即依已知以推所未知，則其用殊尠。今之西藏，抵掌雄談，猶有五印之風，而陳陳相因，於文化亦未見所益。即就論法而言，勝軍二十年立一量，玄奘以為有過；清辨立「真性有為空」量，唐人競出過難，而十異八九；玄奘立真唯識量，或為之出決定相違：立量之不易又如是。重論式而論式不易，宜斯學在中國之晦也！」（《印度之佛教》，pp.233-234）

「藏傳陳那、法稱系，特重《集量論》及七部因明，流出「隨理行」派。其中有相分實有，相分假有二派。相分假有中，又有有垢、無垢派云云。隨理行者，以客塵垢染之心光明性，建立究竟一乘。以賴耶非現量、比量所得，乃但說六識。不取教量，唯理為宗，末流所趨，大異於無著、世親之舊矣。傳來中國者，初有菩提流支，次有真諦，後有玄奘。玄奘所傳，特宗護法，於同系諸師悉加摒棄。護法師陳那，而其學不若「隨理行」者之偏激；疑「隨理行」者，法稱後乃漸宏闡焉！」（《印度之佛教》，pp.298-299）

1941年講述（演培法師等筆錄），1946年出版之《攝大乘論講記》也論及：

有人說安慧學是唯識古學，護法學是唯識今學。護法的時代遲，他的學說，或許可稱今學；其實，他並不什麼新，反而是復古的。看他《成唯識論》的思想，是復回到最初〈本地分〉的思想上去了，這不是復古嗎？西藏說世親唯識學的真正繼承者是安慧論師。護法的老師陳那，是傳承世親的因明學；陳那與他的再傳弟子法稱，關於唯識的思想，叫做隨理行派。(《攝大乘論講記》，pp.12-13)

導師晚年（1988年）於《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述：

「陳那再傳弟子法稱（Dharmakīrti），造了七部量論，《釋量論》是最重要的一部。法稱的論書，文字艱澀，起初不受人尊重。後得弟子天主慧（Devendramati）與釋迦慧（Śākyamati）的精研注釋，才流行起來。玄奘沒有提到法稱，也許他的著作，還不大流行；義淨就說到「法稱則重顯因明」了。法稱的論書，與天主慧等釋論，西藏都有譯本。近來法尊譯出《釋量論》；及依僧成的《釋量論疏》，略出《釋量論略解》，多少可以了解一些。《釋量論》是依據《集量論》，解說而有所修正發展的。」（《印度佛教思想史》，pp.353-354）

「法稱是瑜伽行中的「隨理行」者，從量論——認識論的論究中，論定唯識是究竟的，寂護深受法稱的影響，雖遠源於清辨的中觀自立量派，而在所造的《中觀莊嚴論》，也是以認識論來論法義淺深的。」（《印度佛教思想史》，p.378）

以上導師所論列的「大乘唯識學隨理行派」思想，與藏僧貢卻亟美汪波（出生於青海境內）約於1773年所著《宗義寶鬘》（陳玉蛟中譯）所說相合：

唯識宗又分：隨教行唯識宗和隨理行唯識宗兩派。隨教行是尊奉《瑜伽師地論》的唯識宗派，隨理行是尊奉《七部量論》的唯識宗派。（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中譯，《宗義寶鬘》，p.80，法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