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進路的佛學研究

哲學進路的佛學研究

「文獻學」和「哲學」雙軌並進的佛學研究方法，大致已是現今佛學研究的多數共識，當中「文獻學」和「哲學」方法所對應到的，可說是佛法所說的「教證」和「理證」。

「教證」強調歷史文獻、典籍依據，「理證」著眼哲學論理、思想辯證。每個人學問路數不同，有些是史學性格，有些是哲學性格，也因此或有重於「教證」，或有重於「理證」。

現今佛學研究似有重「教證」而有輕「理證」之失衡傾向。然而佛法面對「當代性」（contemporaneity）問題，尤其是倫理學相關爭議，「理證」似乎是更重要的。而「理證」初步可分論證和詮釋兩個面向，除分析典籍思想論述的合理性外，還包括研究者本身詮釋的新意和創意。

如傳統佛教義理沒有直接對應到正義、道德、人權、民主乃至於寬恕等概念語彙，包括現今的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氣候變遷、新冠病毒等，所引發的哲學暨倫理學問題討論，在當代哲學及各個學科中皆被重視，佛學又能提出什麼樣的哲學啟發和洞見呢？ 

佛教觀點的回應，除析探古籍中可能關聯到的思想見解，亦不免要展開義理上的詮釋建構，在不違背基本教理（如「三法印」）的前提下賦予創造性的新詮。

又例如漢傳地區以外「比丘尼」制度的恢復，缺乏典籍依據（失傳）不代表沒有義理基礎，畢竟佛世時期即有出家女眾；如從佛法的「平等」精神，即足以證成比丘尼之合於佛制及佛制精神。吾人面對「八敬法」態度亦然，可依佛法的思想內涵和核心要義去辨別和判斷。

可知一些爭議性課題，「教證」雖然不足，但「理證」卻充份支持；「理證」之重要，顯示佛法之倫理制度及戒律規範乃重於內在精神，而未必是表面的規約形式，徒然流於僵化、教條化（當然「重法輕律」的同時也要兼顧「法與律合一」）。

佛法面對生活世界、因應當前處境，總是有新的轉化和調適，而佛學研究面對當代與未來，「教證」固然重要，「理證」亦不可或缺，這也顯示哲學研究之重要，以助於回應時代性的新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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