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諍之辯－二、神會與壇經

二、神會與壇經

──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 問題的提起

前年，中央日報中副欄，曾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錢穆先生發表一篇有關六祖《壇經》思想的講稿。一位僑居日本的楊君，對錢稿有所批評，楊君引用胡適先生的話，以《壇經》為神會（部分為神會門下）所作。於是引起了論諍的熱潮，參加的人不少。我認為這是個大問題，值得好好的研究一下。當時我沒有參加討論，只有佩服法師居士們護法的熱忱。

胡適在巴黎、倫敦，發見了燉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在東京，知道了燉煌本《壇經》。他加以整理、比對，而論斷為：「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神會和尚遺集》一）。胡適的考據，是否可信呢？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對於歷史紀錄（或是實物）的確實性，是有特別價值的。然考據為正確的方法，而考據的結論，卻並不等於正確。我曾不止一次的表示過：考據與法律一樣，人與人間的糾紛解決，法律是可遵循的正當途徑。法律是尊嚴的，但法官考察人證、物證，引用法律所作的判決，不一定是公平的，可能是冤屈的。明知是冤屈或不公平的，但不能憑「天理良心」的理論來糾正，更不能咆哮公堂，或對法官作人身攻訐。因為這不但不能平反冤屈，反而是觸犯刑法的。唯一可用的方法，是進行法律的申訴。對法官所採用的人證、物證，駁斥其誤解、曲解；提出更多有利於被告者的證據與理由，這才是平反冤獄，獲得公平判斷的最佳途徑。例如胡適所作的論斷，是應用考證的，有所依據的。我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用禪理的如何高深，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這等於在法官面前講天理良心），更不能作人身攻訐。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檢查他引用的一切證據，有沒有誤解、曲解。更應從燉煌本《壇經》自身，舉出不是神會所作的充分證明。唯有這樣，才能將《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造的結論，根本推翻。否則，即使大徹大悟，也於事無補。寫中國文化史、哲學史、佛教史的作家們（除了玄學家），還是會採取胡適的論斷（因為他是經過考證來的）。所以，我不能同意胡適的論斷，而對部分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所用的方法，總覺得值得研究。

《壇經》代表六祖，還是代表神會的思想？這是個大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壇經》燉煌本，從禪宗發展的歷史中去認識、考證。神會是曹溪慧能的弟子，慧能是東山宏忍的門下，所以我擴大了視野：一方面，從東山門下──北宗、淨眾宗、宣什宗的禪風去觀察《壇經》（與神會）；從南宗、北宗、宣什宗、淨眾宗──東山門下，探求到東山宏忍，雙峰道信的禪風，再進一步的研究到達摩。一方面，從《壇經》來看曹溪門下──荷澤宗、保唐宗、洪州宗、石頭宗的禪風。因為注意石頭，也就引起了牛頭宗的研究。這樣的觀察一番，得到了從達摩到曹溪禪的發展，以及禪入南方而引起的蛻變情況。一年來的研究，寫成一部《中國禪宗史》。對我來說，這是意外的，為我從來不曾想要這樣做的。因為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摩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而我竟那樣做了，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

經過這樣的觀察，《壇經》及神會在禪宗中的意義，有了一番理解。我覺得應該寫一篇專文，對胡適禪宗史中那個重要問題──燉煌本《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論斷，作一番徹底的糾正，以免「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胡適的這一論斷，見於〈荷澤大師神會傳〉第六段「神會與六祖壇經」（現依據胡適紀念館單刊第三種《神會和尚遺集》，以下引文，簡稱《神會集》）。他以「明顯的證據」，「更無可疑的證據」，「最重要的證據」，而得出那樣的結論。現在先對這些證據，一一的加以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