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制教典與教學－一、泛論中國佛教制度

教制教典與教學

妙雲集下編之八

印順導師

正聞出版社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新版一刷

一、泛論中國佛教制度

佛教，當然是「正法」中心的。然佛法弘傳於人間而成為佛教時，正法就流布為「法」（經）與毘尼（律）兩大類。這二者，有他相對的特殊性能。大概的說，這是智的與業的；義理的與制度的；個人的與團體的；契真的與通俗的；實質的與儀式的；行善的與息惡的。這些相對的差別，不是可以機械地孤立，而有相應的、相依相成的關係。佛教是這二者的總和，因此必須是二者的均衡發展，適當配合。也就是說，必須尊重二者的獨特性能，從綜貫的協調中，給予充分的發展，這才能成為完整與健全的佛教。不然，偏頗的畸形發展，勢必成為病態的、偏枯的。不幸得很！佛教早就偏於法的發揚了！起初，保守的上座們，固執毘尼──戒條與規制而成為教條，繁瑣的儀制。於是乎激起反抗，甚至極端地輕視毘尼。毘尼的固定化與普遍忽略，引起佛教僧眾的無法健全，「龍蛇混雜」。偏於法的發揚，與毘尼脫節，不但失去了集體的律治精神，法也就墮入了個人的唯心的窠臼！

弘揚佛法，整興佛教，決不能偏於法──義理的研究，心性的契證，而必須重視制度。佛教的法制，是毘尼所宣說的。這裡面，有道德準繩，有團體法規，有集體生活，有經濟制度，有處事辦法。論僧制或佛教制度而不究毘尼，或從來不知毘尼是什麼，這實是無法談起的。所以熱心中國佛教行政、制度的大德們，實在有論究教制的必要！

釋尊的時代，毘尼主要是為出家眾而建立的。「六和」僧制，並不通於在家眾（所以毘尼不許白衣閱讀），這是時代使然。古代的佛教，出家眾有團體組織，而在家眾是沒有的。現在，在家眾應有團體組織，與僧眾混合為一嗎？別立在家眾的集團嗎？無論如何，對於如來所制的團體原則，也還有遵循的必要。

律制或者說僧制，到底是什麼？關於這，首先應確切地認定：僧制與政治的本質同一性。從僧制的來源去看，就會明白。「僧伽」譯為眾，就是群眾。但不單是多數人，散漫的烏合一群，而是有組織有紀律的集團，所以或意譯為和合眾，大體同於神教者的教會。僧伽與另一種名為「伽那」的，都是印度固有的團體名稱。這或者是政治組織──某一區域（律中稱為「界」）內的宗族會議或人民集會；或是商工業的組合制度。古代的印度社會（實是古代社會共通的），進入父家長的宗法社會時，人口繁衍而漸次形成家族、部族、種族的集團。部族以及種族內的事件，由各部族的首長，或全族成員的會議來決定。國王，或是推選的，或是世襲的，但權力大都有限。這種古代的共和民主制，自來就與狹隘的種族偏見相結合，所以貴族的民主腳下，踏著無自由無產業的奴隸層。在印度，這就是首陀羅族。等到時代演進，奴隸層開始反抗時，這種政治便走向沒落，代以王權的專制政治。王權的擴充，是在推翻貴族，寬待奴隸階層而逐漸完成的。釋尊時代的東方印度，恆河東北的後進民族，如跋耆、摩羅，還過著古代的民主生活；恆河南岸的摩竭陀，已傾向於王權的集中。當時東方新宗教的勃興，都是適應這一政治傾向，反抗婆羅門教而鼓吹種族平等。這些新宗教，都有教團的組織。其中，如耆那教稱為伽那，佛教稱為僧伽。這種宗教集團──僧伽或伽那，都是參照於政制，而使合於宗教目的。政治制度與僧伽制度，可說是同源異流。佛教對於僧伽的一切，稱為「僧事」，就是眾人的事；政治不也就是眾人之事的治理嗎？所以僧制與政制，本質上同是人類的共處之道，不過對象不同而已。多數人的集合共處，不能無事，有事就不能不設法去解決。如何消除內在的矛盾，如何促進和樂的合作，如何能健全自己而適合生存，如何能走向更合理的境地，如何能實現理想的目標：政治制度與僧伽制度，由此產生，也由此而有演變。不過佛教僧制，雖取法當時的政治與其他宗教的組織制度，然在佛的正覺中，體悟到事事物物的依存關係──緣起性；體悟到緣起諸法的「無常性」、「無我性」、「寂滅性」，從這正覺的大悲中，建設僧伽制度，自有他卓越的特色。肯定人類平等，否認貴族與賤族，主人與奴隸的階別；男女平等，而並不模倣帝國形態，保持民主自由的制度。唯有從佛的根本教義與僧制的原則中，才能理解佛教的處群治事之道。

有佛教，有僧伽，就有制度。教制是必須顧全到古代的佛制，演變中的祖制，適合現實情況的修正或建立。佛教傳來中國的時候，印度的佛教，早已在不大重視毘尼的情況中。部分的重律學派，也只是繁瑣儀制的保守；拘守小節，忽略時空的適應，不能發揚毘尼的真精神。所以中國的佛教僧制，起初雖仿效印度，「依律而住」，而實不曾有過像樣的僧制。在佛教繼長增高的階段（會昌以前），僧伽的混濫穢雜，每與佛教的擴展成正比例。南朝的佛教，北魏文帝復法以後的佛教（特別是元代的喇嘛），莫不如此。所以佛教在中國，可說教義（法）有著可讚美的一頁，而教制──律制是失敗的。然佛教不能不有足以維持佛教的僧制，不能不有適應環境的僧制；等到發覺形式勦襲的印度僧制不能完成任務時，中國的佛教僧制，就向兩方面演化。

一、國家的管轄制：這因為佛教發達，僧眾跟著雜濫起來，影響社會，影響國家，國家不能不出來干涉。我們應該記著！這是佛教的恥辱，古代有多少正信的緇素，明裡暗裡在痛心。然而僧眾不能健全，不能自治，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干涉。古代的政治干涉，大體是善意的，如淘汰僧眾，禁止私立寺院，試經得度等等（如惡意即滅法）。如姚興是佛教的大護法，他卻立僧䂮為僧正。梁武帝更是有名的護法，但他不忍見僧眾的穢濫，甚至想自己出來作大僧正。國家的管轄，對於不健全的佛教，實際是有益的。這種管轄制，是國家通過佛教來管理，可說是以僧治僧。姚興立僧䂮為僧正，是這一制度的開始；後代的僧統，僧錄司等都是。

二、禪僧的叢林制：形式勦襲的律制，自有礙難通行的地方。全盤印度化，或者中國本位化，在東晉末年已引起爭論了。談玄說妙的南朝，當然不能有什麼革新。強毅實行的北方，卻有新的制度出現。如禪僧的「別立禪院」；三階教的自成家風，捨戒入俗的三階信徒，也是「別立科綱」。別立禪院的禪僧，在唐代，適應山林農村環境，參照佛陀的僧制，創設叢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們「闢土開荒」講求經濟自足。這個制度，配合著真參實悟的信心與精進（法的），確乎相當成功。佛教的思想界，雖已因固定、保守而走向衰落；虧了這叢林制度，總算維持佛教一直到最近。

這兩種中國化的教制，一是每一寺院的組織，一是全國佛教的組織，並行而不相悖，一直維持到清末。但中國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會，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議制，所以寺院逐漸子孫化，叢林也產生傳法制，傾向於各自為政，不能從僧官制的統一中，造成民主代議制的嚴密組合。一盤散沙，佛教與國家民族，患著同樣的毛病。

自從西洋的勢力侵入，中國的一切都起著劇變。國家多事，簡直顧不到佛教，或者不重視佛教，所以讓他自生自滅的沒落。佛教內部的叢林古制，老態龍鍾，不能適應新的劇變。僧眾的品質低落，受到古制的束縛，社會的摧殘，迅速的衰落下來。禪宗的大德們，除了造廟、修塔而外，還能作些什麼？中國佛教進入了從來未有的險惡階段。太虛大師看透了這點，所以大聲疾呼的提倡教制革新。民國四年，寫成了《整理僧伽制度論》。以後時勢演變，又寫《僧制今論》、《建僧大綱》等。以虛大師的僧制思想來說，雖有時遷就事實，而根本主張，還是想合於佛制，僧事僧治，可說是綜合過去的二元的僧制──僧官制與叢林制，統一在新的僧制中。對於在家眾，有佛教正信會的建議（國內也有了居士林等組織）；希望僧眾與信眾，都有健全組織，共同來復興中國的佛教。這雖然與現今南方的佛教國相合，但在中國，不但是墨守老祖規矩（不是佛的律制）的僧眾要反對，而時勢也有些難以辦到！

早在民國元年，中國佛教開始了一種新制度──中國佛教會，這是一種僧俗混合組織的制度。現在已被看作一向如此，其實是從來未有的劃時代的劇變。依律制，出家眾的僧事，白衣就是國王，也不容直接過問。現在的混合組織，論法理頗有問題。同時，任何團體，參加者有義務，有權利；而過去大陸的佛教會，不一定如此。這個出家在家的混合組織，所問的是僧尼寺廟事件，經費的來源，也主要是從寺廟中來。而在處理事務，甚至創立法制，由於僧眾無人，大都要煩勞在家眾。有的出家眾不贊成如此，而事實卻不能不如此。問題在佛教的外來壓力太重，而僧眾缺乏組織能力，缺乏向社會向政府的活動能力。佛教──寺院僧眾為了維持佛教，自然而然的懇求護法們出而護持。這裡面，有久已信佛的，有臨時信佛的，甚至有根本沒有信心的；有軍政名流，豪商巨紳，有時還要拉攏幫會，外道。而正信居士，眼見佛教的多難，也熱心護法而不能不問。老實說，離開了在家眾，佛教會也許就成立不起來。所以我覺得，護法居士的參預教會，並不合（佛）法；或者不免人事龐雜，邪正混濫，而事實卻不能不如此！

我們應認清現階段的中國佛教制度的特殊意義！希望在這現存的組織中，力求進步，求僧眾與信眾的品質提高（品質主要是正信，正見，正行），完成護法責任；進一步的促進而使發展到更合於佛法的教制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