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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制教典與教學-四 教學中心

四 教學中心

弘法人才的培養,是要在清淨和合的僧團中:這或以戒律,或以禪思為中心,上文已經說明。若再從佛教史去考察,還有另一方式,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他們對於根本戒,當然嚴持不犯;其餘戒律和禪,也都能隨分隨力去修學,不過特重於聞思的慧學;從此發出的龐大力量,曾為興隆佛教之主要動力。如唐代玄奘三藏留學印度時,當時的那爛陀寺,住有千餘僧眾,每日到處公開講習教典,大家互策互勵,對於廣大精深的佛法,作一種深刻的研究。因此有些法師們,能通曉(不是泛泛的讀懂而已)五部、十部或二十部以上的經論。法師資望的高下,是以通達經論多少而定,予以不同的待遇和器重,蔚為一時的學風。這一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僧團,在西元五、六、七世紀間,成為國際佛教中唯一的最高學府所在。國內外的佛教徒,能不辭跋涉之苦而前往參學;學成後,再各化一方,傳播法音。他們是在信、戒的基礎上,聞思教學,以睿利的明智,對於傳下的大小乘義理,修持方法,作一番更深刻的鑽研。對空、有學派思想,作進一步探討,思辨和抉擇,而後將深奧的佛法,予以廣大的闡揚。在這勇猛精勤的修學中,無疑的對於佛法的信念,有著更深的建立。堅貞卓絕的宗教精神,從此引發,為佛法的發揚光大而努力。這是那爛陀寺的學術精神,也可說: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主,對於佛教文化發揚給予重大的貢獻。

聞思經教的慧學,在組成清淨僧團,及僧眾們之信念與造詣,也許不如以戒律或禪思為中心的,來得較為堅強和深厚;但對於普遍發揚佛教文化,摧伏邪外之巨大力量,卻有它不可磨滅之功績。這如以聞思教學為中心的西藏佛教,自阿底沙從印度傳入西藏,成為甘丹派,奠定了西藏佛法的特質。中國元代時,由於藏僧重視政治權力,不能重視教學,有的專重修證,以神通攝眾;甚至娶妻畜子,一切俗化了,佛教落入衰微與紊亂狀態。明初宗喀巴大師起來革新,也可說復古──阿底沙大師的舊傳:僧徒須嚴謹律儀,才恢復寺院的清淨,重聞思經教的慧學。在依於信、戒的聞思中,團結僧眾而發生龐大力量,挽回了西藏佛教的厄運,成為一般所說的黃教。黃教在西藏,可以與中國唐代的禪宗相媲美。凡學佛者,進住寺院,除禮拜、念誦、懺悔等而外,重視研究經教,尤其是對於佛教的《毘尼》、《因明》、《俱舍》、《中觀》、《現觀莊嚴論》──五大部,成為造就僧才必修之課程。他們不只修學,而在同一寺內或寺與寺間,乃至在全藏中心地的拉薩,舉行辯論大會,眾多義學的僧眾,聚集問難辯論。若對此五大部之義理,能答辯無礙,即考試及格,被稱為格西(法師)。由或全藏,或一地區,一寺院的論辯考驗不同,所以有一等格西,二等格西等差別。西藏政治中心的拉薩,也成為佛教的中心。對於佛法有造詣的格西們,專門從事教學,培養僧才。因此,西康、蒙古、青海,甚至內地的佛徒,以仰慕藏地佛教的心情,不遠千里去修學。學成後,再回本土,弘傳其所學。使藏文系的佛法延續發揚,其得力處,不能不歸功於聞思教學為中心的教派。

近代中國佛教,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重心的,要算是虛大師所創辦的佛教教育。依大師的意見:建立僧伽,是以律儀為基礎的,希望佛教青年,能從佛學院之初級(重律儀)、中級、高級次第修學。在此數年中,先對出世間學有一深刻了解。平時,早晚大眾共修,以堅定佛法之信心。這樣,不但可以培養成一些弘法人才,同時也能使他們處理僧事。再於高級之上,設立專修處,供他們專精於某一宗──或禪或淨等,作一番修持,希望能做到行解相應,而成為真正的佛教人才。所以大師的建僧方式,大體與宗喀巴相近,也是以信戒為基,以聞思慧為中心的。可惜大師之理想,至今從未實現,而只是一些補習教育。雖有不少學僧,多少能為佛教而盡力,但不夠清淨嚴肅,不易達成整建僧團,引導信眾的目標。就是對於教理的修學,也還差得太遠。有些人誤會大師所辦之僧教育,與社會學校一樣,實在是未能了解大師的本意。總之,虛大師訓育僧才之思想,確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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