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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制教典與教學-三 用在學問

三 用在學問

學佛以修證為本,學問原是第二門頭。然而佛法的本質,可以不是學問,而終於不能沒有佛法的學問。因為從佛的教化來說,要適應人類的知識與興趣,表達為人類的語言文字。從學佛來說,要了解為什麼學佛,應怎樣學佛,佛法到底是什麼。離開意識知解,佛法是不可能出現於世間的。從佛法的久住人間來說,學問更為重要!毘尼中說:佛法久住,是因為佛廣說經法。廣說,就是語言文字,就是通過「聞思」去修學。起初,佛法只展轉傳誦;為了保持延續,所以進行結集編次,成為一部一部的。有了一定文句,一定部類的經與律,就要有人去持誦不忘(起初還是口誦的文字,沒有記錄)。專門持誦契經的,是「持經者」(多聞者,持法者);持誦毘尼的,是「持律者」。要保存從古傳來的,不只是憶持不忘,還要理解,要適應,於是有「持經者集經,持律者抉擇律」。經法的意義很深,要論究、要闡明、要分別抉擇,於是從「持法者」而發展為「持阿毘達磨論者」,論師也出現了。沒有經師、律師(並不是持戒,傳戒)、論師,對經與律的學問,從事憶持研究工作,佛法怎能開展廣大,流傳到現在呢?佛法傳入中國,高僧傳也有「義解」、「傳譯」等門。佛法(經與律)的條理化、理論化,是佛法住世所不可缺少的部門。這不是每人所能做的,但確是要有人去做的。

現在的時代,不是古印度,也與隋、唐及宋、明等時代不同。然而為了佛法住世,要有致力於佛法的學問者,還與古代一樣。如受過佛教教育,於佛學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而發願獻身心於學問(不是說不要修行、興福,而是說重心在此)的,應怎樣使學問更充實、更深刻、更有利於佛教呢?以讀經、閱藏為職業,有這份福報的人是難得的,切莫死心眼的在這條險徑中去打主意!真正能於學問不斷進益的,還是要「學用結合」,也就是「教學相長」。簡單的說:如受過佛教教育,而想於佛學有更好造詣的,唯有從事佛教的教化工作,去求「教學相長」!

從事佛教的教化事業,可以分為二類:一、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二、以僧眾為對象的教化。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那就是演講、弘法、講經(從前是講給僧眾聽的)、廣播。不僅口頭說法,更以文字教化,那就是辦刊物、寫(通俗教化的)文章,為經典作通俗解釋等。我的性格與能力,不大適宜於這方面,但從不低估這一對外教化的意義與價值。這一工作,對弘法者自身,學問是會不斷進步的。面對現實的佛教環境,要適應信眾。怎樣能啟發信心,使信眾對佛法有較好的正確理解,而不致神佛不分,迷信亂說;怎樣引導信眾去進修,閱讀研究;怎樣答復信眾的疑難與問題。假定是真心於佛法的通俗弘化,使人迴邪向正,於三寶中得大利益,那在對外弘法的努力中,不能不(甚至是被迫)作自我進修。忙中偷閒,甚至是車中、舟中,都會去閱覽參考佛書。對某些理論,某些問題,也一定會去尋求適當的答案。雖然,有時會被譏為「現買現賣」,其實講多了、寫多了,佛法也就會更明白。佛法的許多理論,許多問題,也會貫通起來。所以,如真心於弘法,為信眾著想,為佛教著想而努力的,佛學的理解,一定會深廣起來。古代的講經(論)法師,越講越好,終於以某些經論為主,形成佛學一大流,這可以充分證明這一論題。這一類的邊教邊學,教學相長,我曾稱之為動中用功。雖不能專心於經論,作深徹精密的研究,成為學者,但是非常實用的(信眾所不需要的,不會發展起來),活潑有力的。從廣大普遍的利益來說,有很高的價值。古代譬喻師的通俗教化,比精嚴的論師們,並不遜色。

以僧伽為對象的教化,從前是講經法師。從前的講經,是講給僧眾聽的。想學法師的僧青年,追隨法師,到處聽經,覆小座(覆講)。聽久了,也就分化一方,成為法師了。這種僧伽(重學問)的教育,不夠理想,尤其是熟讀熟背,照本宣揚,(義學)難有進步的希望。但確乎也維繫了佛法的義學,不致完全中斷。到了近代,虛大師首倡以僧眾為主的(武院與漢院,都兼收少數在家青年)佛學院,漸成風氣。受過相當佛教教育,而有志於深造的,那麼從事於佛學的教學,教學相長,是唯一的途徑了!佛學的高深造就,不能寄望於法師(或教授)的口頭或講稿的。在學院學習,初級的,只能得到佛學的一般知識;高級的,也只能對某部門的佛學,獲得一些研究的方針與線索(這正是老師最寶貴的啟示與引導),學得學問的工具與治學方法。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學,或者修完博士學分,光榮歸來,也還是這樣。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學問,進一步而有所貢獻的學問,還等待開始。想憑藉已有的學力,不斷增進而有更高的造就,最好也還是教學相長。

在教學相長中,要講、要寫作、要互相討論。自己在學院修學時,似乎都懂了,考也考得好。可是等到自己去講時,就會感覺到自己的理解不夠,自己也不滿意。對某一經論,某一學科,參考一番,講說一番,不但精熟得多,也會深刻一層,這就是進益了!如要寫講義,那就更好!平時依賴口才、技巧,囫圇過去,等到要寫出來,或者公開發表,多少有些責任感,會特別留意。這一來,就會感覺到: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寫出來卻不免問題多多:組織不好,根據不足,意義不明確,理由不充分。總之,理解不夠,了解錯誤──學力不足處,就會顯露出來。知道不足,參考、修正、補充,學問也就進一步了。雖然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如能認真的話,也許老師的進步,比學生更多!說到討論,古代佛教是經常以問答的方式,而進行法義之研討的。論辯的風氣(因明學等,都從這裡發展出來),也曾經傳來中國,如晉代的「支許」對論。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不但自己不離經論,也不離修學的環境。師友之間不妨作口頭的討論(或是集體討論),或以文字來作法義的商榷。這對於學問的進步,最為有力!因為辯論一經展開,為了某一問題,一定會竭盡自己的一切所能,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這種情形下,自己知識的潛在力量,會意外的集中發揮出來。沒有想到的,也想到了;沒有貫通的,也貫通了。由於對方的評論,會認識到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論法,不同的意見。對受批評的自己來說,真是極豐碩的收穫。學問的進步,在乎自己,但也要有學問的自由氣氛,自由環境(思想的專制與壟斷,是學問進步的唯一敵人)。那麼,師友間的口頭討論,文字的商榷,都是有利於學術風氣之培養的。不過,法義的商討,要「虛心」,有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要「真誠」,有接受別人意見的勇氣。切勿以自己為真理的代表;自己決不能錯,錯了也不能認帳。如這樣,那就缺乏了討論的根本條件,不討論最好。時代的病態深極了!社會上的學者,起初是各人發表意見;繼而互相批評;進而人身攻訐,戴上帽子;進而涉訟法院。好在現在中國佛教,說不上法義的討論(有的是權利與人事的恩怨),所以也耳目清淨得多!不過,澄靜無波,對僧伽學問的進步,是有礙的。正如冰封雪凍,枯寂的草木不生,生氣毫無,那還能有百花競放的壯觀嗎?

無論是對信眾弘法,對僧伽教學,所以能促進學問的進步,是因為表現了出來──講了出來、寫了出來。表現出來,就會引起反應,或者受到讚美,或者受到批評,這就是策導自己向上的良好動力。或者歡喜人的讚歎,怕別人批評,那是私欲與淺見作怪。其實,受到讚歎,是對自己的一種同情的鼓勵;受到批評,是對自己的一種有益的鞭策。鼓勵、鞭策,一順一逆的增上緣,會激發自己的精進;修正自己,充實自己,不斷的向前邁進。有的人向學有心,終日不離書本。可是既不願講,又不肯寫,一年又一年。修行嗎?並不曾專心禪慧。學問嗎?也不知進益多少,為何而學。如終於如此,那也就終於如此而已!不走向教學相長的正道,那麼想於學問有所成就,有所貢獻,也就太難了!

從事對信眾弘法,對僧眾教學,「教學相長」,「學以致用」,是能使自己的所學,日有增進的方便。真能向這一方向去做,當不會有所學無用的感覺了。但或者以為:向信眾弘法嗎?講呢,沒有人請。寫作呢,編輯者不要。這麼說來,大有無從著手之苦。其實,這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錯誤想法!以宣講來說,如一定要環島布教,國外弘法,那當然機會不多。如非大座講經就不講,沒有人歸依就不感興趣,那根本就顛倒了。任何事,都是由微而著的。如有向信眾弘法的熱心,那裡不是弘法的地方?尤其是住在什麼地方──大寺或小院,總是有信眾往來的。隨機隨緣,即使五句十句,偶為讚揚佛道,也可使人得益。漸漸引起了信眾的興趣,就可以從開示,到定期布教,或短期講經。把這種工作,看作自己應盡的義務。對師長,對同道,不憍不慢,一定能為寺院同人所歡迎。因為這對寺院,是有利益而不是有障礙的。從前印度佛教的開展,得力於布薩──每月六次。布薩日(對內的事,這裡不談),信眾們來了,就為信眾們說法(不一定要長篇大論):說三歸、五戒;或者授八關齋戒。這就是定期布教,信眾們從事宗教的精神生活。等到佛教衰落了,定期的念佛會,消災會,以及佛菩薩的紀念法會,只是禮拜,敲打唱念一番,再則喫一頓素齋回去。佛教而對信眾不教,那就難怪佛教日漸衰落了!佛教而希望復興,一定要攝受信眾;攝受信眾,要從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以現階段來說,如向這一方向進行,那就是寺多人才少了!還會所學無用處嗎?至於環島弘法之類,是巡迴布教,是少數大德的事,一定要得到當地寺院的合作。巡迴布教,只是對各地方的佛教,臨時奮起與鼓勵一番。真正的攝受信眾,日常教化,還是要靠當地寺僧(尼)的努力!這是最平實,最有效的向信眾弘法,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進益的辦法。至於寫作,一方面要練習寫作,一方面要能適應現實佛教的需要。如在這一方面,能下一番功夫,做到文義通順,而所寫的合乎信眾與佛教的需要。那麼,現在的佛教刊物,都在鬧稿荒,文稿那裡會沒有人要呢!

至於向僧眾講學,為一異常重要的事,希望有人為此而發心。過去中國佛教,開大座的講經法師(也是教育法師的),長江一帶,本來不少。但這些不足以適應現代教學的,經抗戰動亂,早就衰落了。虛大師門下,於義學而深嘗的,並不太多。問題是:虛大師的提倡佛學,原是以應用弘法,整頓僧伽制度為重的。專精義學或潛心著作,對狂風駭浪般的中國佛教,不免有急驚風與慢郎中之感。文縐縐,酸溜溜的佛教秀才,能有何用?所以提倡佛學,或派人去國外留學,都著重於如何革新佛教,聯繫國際佛教。而當時的佛教界,清末以來,一直在驚風駭浪中過日子;這是現在一般佛教青年,所難於理解或想像的。佛教界需要人才,需要應付社會,維持寺院的人才,不是深通佛學的人才。於是從佛學院出來的,或在佛學院任教一期二期的,有機緣的都受記了,當家做住持了(沒有因緣的,多數在僧海中消失了)。佛學院的修學與任教,與過去住寶華,住金山,可說異曲同工,都是受記作住持的過程而已。在這種情形下,佛學院一直辦下去,一直不能產生人才──佛學的人才。佛學院師資的品質,無法提高,而且會找不到老師。這種情形,現在的臺灣佛教界,顯然是更嚴重了!

於佛學曾有某種程度修學的,如能發心在學院教學,不必問學院辦理得怎樣,只要自己肯於此用力。「業精於專」,自會於佛法深入起來。自己的理解深了,深入才能淺出,才容易使人理解,學的人也就容易進步了。近十年來,去日本留學的人不少。在日本,主持寺院的,主要是大學畢業。這是一般的佛教;佛學人才,並不是這些人。日本過去與佛教的關係很深,能珍惜與日本精神深切相關的佛教文化。所以修學碩士、博士學分的,多數人不離於學。有從事一般教育而附帶研究的;一部分人,從助教起,始終與佛學不相離。十年、廿年,就各部門而各為深入的研究,雖不免零亂,而到底學有專長,人才輩出。這都以所學為基礎,從服務於教學,教學相長,久久而後有成就的。現代的學問,不能依賴個人的天才,而有賴於多數人的努力。尊重別人,接受別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己更進一步。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向這一方向走,人才也就充實而提高起來。這些學者,對一般的佛教活動,沒有太多的影響,但影響還是很大的。力量生於信仰,信仰來於思想(這就非有信仰與思想的學問不可),如真能於佛學深入,融集佛學的精英而發皇起來,憑藉佛教固有的信仰潛力,其前途是難以估量的。面對現代佛教的師資缺乏,佛學院的陳陳相因,不能提高品質,覺得從教學相長中造就師資,實為唯一可由的途徑!現在中國佛教,固然沒有日本那種學術環境,但未嘗不能從教學相長中,去自修深造。對佛學而有法喜,有興趣的,尤其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何不選擇這一方針,以發揮自己,貢獻佛教呢!

「業精於勤」,「業精於專」,佛學也是不能例外的。中國佛教界,一向不重視學,得不到鼓勵,還可能受到摧殘。於佛學而有興趣的,也就很難貫徹始終,畢生為佛學而獻其身心。特別是現代臺灣,攝受信眾,弘法宣講,打佛七,傳戒,參加佛教會,作佛教的國際活動;似乎佛教的人才,非這樣不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時間也是有限的,如成為這一型態的人才,即使於法義積有基礎,也很難再有進步了!有的重視對信眾弘法,通俗布教,覺得這樣才是辦法。於是對佛學理論(實際上是一般的),譏之為「天書」。可是事實終是事實,等到要辦佛學院、研究院,甚至想辦大學,就會發現問題──師資缺乏。於是乎僧伽教育,請居士來主持;請幾位居士來擔任課目。怎麼說,怎麼宣傳,是另一回事。師資缺乏,或師資的內容不堅強,卻是事實。留學,雖然說緩不濟急,仍不失為補救的好辦法。問題還在大家有一番認識,要專、要久,為教學而奉獻身心,從教學相長中,不斷提高品質。否則,也還只是有利於宣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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