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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雨集第五冊-二 求法閱藏

二 求法閱藏

十九年秋天,我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一般的寺院,是不可能專心修學的,修學也沒有人指導。所以二十年春天,在師長的同意下,到廈門閩南佛學院求學。院長是太虛大師,而實際的主持者,是大醒、芝峰二位法師。一學期中,聽了『三論玄義』,『雜集論』與『俱舍論』的小部分,就因病而休學了。在家時的暗中摸索,是從三論、唯識入門的;恰好那時的閩院,也著重三論與唯識,所以在這一學團中,思想非常契合。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我有重大的啟發性。讀『大乘宗地引論』與『佛法總抉擇談』,對虛大師博通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會貫通,使我無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創作──『抉擇三時教』,對於智光的三時教,唯識宗的三時教,抉擇而予以融貫,就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民國以來,由於「南歐(陽漸)北韓(清淨)」的提倡唯識,唯識宗受到了學界的重視。虛大師的思想,根源在『楞嚴』、『起信』,但也推重法相唯識,所以說:知「整僧之在律,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以法相」(『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書後』);「立言善巧,建義顯了,以唯識為最」(『起信論唯識釋』)。梅光羲作『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虛大師有『書後』,都推重玄奘的新譯。鎮江守培長老,作『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以為舊的相宗(「地論」,「攝論」)都對,新的相宗都不對。不但玄奘不對,窺基不對,說「護法妄立有宗」,連世親菩薩也有問題。在同學們不滿守老的氣氛下,我起來反駁,寫了長篇的『評破守培上人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為唯識宗作辯護者,當然是新的都對,舊的都不對。虛大師的融貫善巧,我是由衷欽佩的;但對內學院刊行的『內學』,梁啟超的『起信論考證』,也有濃厚的興趣。對於大乘佛法,我贊同內學院的見解,只有法性(三論)與法相(唯識)二宗。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改革運動,我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

那年下學期,住福建名剎──鼓山湧泉寺。年底回閩院,醒公命我為同學們講『十二門論』。由於相宗二譯不同論的論辯,漸漸引起了自己內心的反省:這是千百年來的老問題,舊譯與新譯的思想對立,難道都出於譯者的意見?還是遠源於印度論師的不同見解,或論師所依的經典不同呢?這是佛法中的大問題,我沒有充分理解,又那裏能夠決了!同時偶然的因緣,引起自己的警覺:我是發心求法而來的,學不到半年,就在這裏當法師,未免不知慚愧!覺得不能老是這樣下去,還是自求充實的好。就這樣,離開廈門而回到了普陀。

從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五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那時名義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專修三論章疏半年,又到閩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陀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足足有三年。那時候,看大藏經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這裏的環境,是這一生中覺得最理想的。白天閱讀大藏經,晚上還是研讀三論與唯識。三年閱藏的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所得不多。因為清刻的大藏經,七千餘卷,每天要讀七、八卷(每卷平均約九千字)。這只是快讀一遍,說不上思惟、了解。記憶力不強的我,讀過後是一片茫然。不過閱藏也還是有所得的:從所讀的大藏經中,發見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說「百花爭放」,「千巖競秀」!這是佛教的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識。對於大乘佛法,覺得虛大師說得對,應該有「法界圓覺」一大流。大乘經不是論書那樣的重於理論,到處都勸發修持,是重於實踐的。還有,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十六年上學期,住在武昌佛學院。讀到了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木村泰賢著的『原始佛教思想論』;還有墨禪所譯的,結城令聞所著的,關於心意識的唯識思想史(書名已記不清,譯本也因戰亂而沒有出版)。這幾部書,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啟發。對於歷史、地理、考證,我沒有下過功夫,卻有興趣閱讀。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漸成為我探求佛法的方針。覺得惟有這樣,才能使佛法與中國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正確的明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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