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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項 學風及其影響

第二項 學風及其影響

如上文所說,譬喻師是從「誦經者」演化而來的。重視通俗教化,在一切學派中,都可以有這類人物。但北方以說一切有部為主流,所以譬喻師也是說一切有部的。起初,譬喻者與阿毘達磨,是有相當關係的。但由於傾向不同,日漸分化,顯出了不同於論師的風格。譬喻師的特色,是通俗教化師,是禪師,多數被稱為菩薩。

如大德法救Dharmatrāta,為說一切有部的著名譬喻大德。法救是北方『法句經』的整編者。『法句』頌的解說,必附以譬喻、因緣(如漢譯『法句譬喻經』、『出曜經』),為通俗教化的要典。在說一切有部中,法救受到崇高的推重(1)。如僧伽羅剎Saṃgharakṣa,約與法救同時。他是著名的禪師,著有『修行道地經』。這部禪集,成為一般教化的講本,每段附以歌頌佛德。在策勵修行的講說中,附以擎油缽、索琴聲、犯法陷獄、賈客遠來等動人的譬喻。他所集的『佛行經』,是歌頌如來功德的。所傳的『法滅盡經』,充滿了警策的,勸誡的熱情。譬喻者的特色──勸善誡惡,修習止觀,巧說譬喻,歌頌佛德。這在僧伽羅剎的著作中,完備具足(2)。如僧伽斯那Saṃghasena,也有禪集。他的『百喻經』,不但是故事,還有笑話,已進而為文藝作品。他作的『撰集百緣經』,『菩薩本緣經』,都是含有本生、授記的譬喻集(3)。又如馬鳴Aśvaghoṣa,為禪者,所作的『佛所行讚經』,是歌頌佛德的。『大莊嚴經論』,是文藝化的勸善的譬喻集。『分別業報略經』,是誡惡勸善的作品。用優美的文學,哀婉的音樂,作為化導眾生的利器(4)。這幾位,都是西元前後──二三百年間的大德。不但注重通俗宣化,而且都是禪師,這是值得注意的。如『出三藏記集』卷九「關中出禪經序」(大正五五‧六五上──中)說:

「尋蒙(什公)抄撰眾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究摩摩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婬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

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出的禪觀,就是內重修持,外重教化的譬喻師系的禪觀。其中的漚波崛,就是優婆毱多Upagupta,人稱無相佛,度人無量,為教化力最偉大的古德(5)。婆須蜜Vasumitra是法救的後學,『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作者。鳩摩羅什所傳的禪觀,與大乘相結合,其特色就在於此。然當時的中國學者,卻欽仰專修禪觀的覺賢Buddhabhadra 。讀覺賢所譯的禪經,枯澀專門,與僧伽羅剎的『修行道地經』,精神是根本不同的。

這幾位古代的譬喻大師,如法救、僧伽羅剎、僧伽斯那、馬鳴,還有世友,中國都是尊稱為菩薩的。譬喻者與大乘,實有精神上,風格上的共通。

被稱為菩薩,內重禪觀的譬喻師,最大的特色,當然是譬喻的化導了。譬喻──佛菩薩、聲聞弟子的傳記,民間的故事,應用這些事例來說法的意義,『大智度論』卷三五(大正二五‧三二〇上),說得極為明白:

「譬喻,為莊嚴論議,令人信著故。……譬如登樓,得梯則易上。復次,一切眾生著世間樂,聞道德、涅槃,則不信不樂,以是故以眼見事喻所不見。譬如苦藥,服之甚難;假之以蜜,服之則易」。

以事例為比況,引導人信道德,信涅槃,正是通俗教化者的特色。譬喻,本來是「本末次第說」,說來娓娓動聽,是「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後又運用優美的文學,巧妙的音樂,來助成這一運動,譬喻者的成就,當然更大了。教化的中心區,是健馱羅Gundhāra──月氏王朝的中心;與當時的健馱羅美術相結合,開展出理智與情感融和了的北方佛教。譬喻者的教化,引起了重大的發展與演變。如:

一、釋尊的本生談,本附於毘奈耶中。過去生中的地方,本來是無可稽考的。但為了滿足聽眾的需要,不能不說個著落,所以泛說迦尸國Kāśi,波羅奈Vārāṇasī等古宗教中心區,梵授王Brahmadatta等古代名王,這是不得已的辦法。如『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五(大正二四‧三二八下)說:

「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方域城邑聚落……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答:應云波羅痆斯,王名梵授……」。

由於北方譬喻師的弘揚,為了取信於當前的信眾,而如來的本生事跡,被大量的移來北方。這座山,那塊石,說得鑿鑿有據。如『大唐西域記』(卷二、三)所說的:那揭羅曷國Nagarahāra,健馱羅國,烏仗那國Udyāna,呾叉始羅國Takṣaśīlā──這一帶地方的本生遺跡,就不下二十處。西元五世紀初,晉法顯所見的,已大致相同了。然『大唐西域記』所說的「商莫迦本生」,在健馱羅國;而『雜寶藏經』作迦尸國。「尸毗王本生」,在烏仗那國;而『大莊嚴經論』作迦尸;『賢愚因緣經』與『撰集百緣經』,作波羅奈──迦尸的首都。「忍辱仙人本生」,在烏仗那;而『賢愚因緣經』作波羅奈。「月光王本生」,在呾叉始羅;『六度集經』作乾夷國(迦尸的別譯)。又如『洛陽伽藍記』所說辛頭河「大魚本生」;『撰集百喻經』也說在波羅奈。本生遺跡的北移,指地為證,雖可能盛於迦膩色迦王Kaniṣka時代,但與譬喻者的宣揚譬喻,是有深切關係的。

二、釋尊的化跡,本生不出恒河流域。在北方佛教的擴展中,釋尊的化跡,也更遠更多起來。依『大唐西域記』卷二、卷三,北方就有:【圖片

1如來降跡處       那揭羅曷都城西南十餘里
2如來龍窟留影處     那揭羅曷都城西南廿餘里
3釋迦坐處        健馱羅王城東南八九里

4化阿波邏龍處      烏仗那蘇婆伐窣堵河源
5如來留跡處       烏仗那龍泉西南三十餘里
6如來濯衣石       烏仗那留跡處西南三十餘里
7如來說本生處      烏仗那摩愉伽藍
8為上軍王母說法處    烏仗那瞢揭釐城

其中一部分,早見於『阿育王傳』(譬喻)卷一(大正五〇‧一〇二中)說:

「昔者,佛在烏萇國降阿波波龍,於罽賓國降化梵志師,於乾陀衛國化真陀羅,於乾陀羅國降伏牛龍」。

這一傳說,也為『大智度論』(6)、『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7)所編錄。北方的本生處,釋迦的經歷處,到處充滿。而『大毘婆沙論』的編集處,論師中心的迦溼彌羅Kaśmīra,卻幾乎沒有。這也可以想見健陀羅中心,譬喻師的影響了。

三、譬喻者的教化,從傳記,故事而文藝化、音樂化。如「三啟」,先頌讚三寶,表示歸敬的虔誠。然後誦經,或依經說法。末了,迴向發願,又是歌頌。如『修行道地經』的講說,先頌讚佛德,說本生;其次正講修行方便;末了又結讚。這種歌頌音樂與講說相配合,對於通俗的宣化,力量確是很大的。中國一般的講經儀式,就從譬喻者的教化儀式演變而來。只是講前(梁時起)加誦經文,末後又加念佛而已。中國講經的法師,將因緣果報,公案,靈驗記,配合於經文而講出。通俗宣化的力量,總是比高談玄理,辨析法相的要大得多。所以,從譬喻師的發展去看,在北方佛教通俗化、普及化的過程中;從聲聞而直通大乘去看,譬喻師的意義,異常重大!對譬喻師的認識,是不能專在義理上著眼的。

註解:

[註 69.001]如本書第六章第一節說。

[註 69.002]如本書本章第三節說。

[註 69.003]如本書第九章第三節第二項說。

[註 69.004]如本書第七章第二節第三項說。

[註 69.005]如本書第三章第二節說。

[註 69.006]『大智度論』卷九(大正二五‧一二六中──下)。

[註 69.007]『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九(大正二四‧四〇上──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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