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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集-第一章 《大智度論》之翻譯

第一章 《大智度論》之翻譯

第一節 從佛典漢譯的程序談起

晉代佛教聖典的翻譯,與現在的個人翻譯是不同的。如《增一阿含經》的翻譯,依道安的〈增一阿鋡經序〉說:經是「外國沙門曇摩難提(Dharmanandin)」所誦「出」的。「佛念譯傳,曇嵩筆受。……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1)

這是沒有梵本,由曇摩難提背誦出來的。「佛念譯傳」,是翻譯梵文為中國語文的,也還是口說。將它筆記而成漢文的,是曇嵩。再由道安與法和考正文義,僧略與僧茂助校漏失。所以,雖題作「曇摩難提譯」,其實他只是誦出而已。在古代,譯經是集體事業。

依梵本(古稱「胡本」)而譯出,也是集體完成的。如鳩摩羅什(Kumārajīva)譯諸經論(當然包括《大智度論》),羅什也只是將原文口譯為中國語文,其中筆受的、證義(即論證義理)的、潤文的人,還真不少呢!所以,因《智論》是羅什所(口)譯出的,見到某些可疑,就想像為羅什所「加筆改變」的,那是沒有注意到古代譯經的實際情形了。

《智論》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釋論,所以羅什是先譯經,後譯論,而又同時譯成的。「經」的譯出,如《出三藏記集》卷八〈大品經序〉(大正五五‧五三中)說:

「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長安)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羅什)法師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引文中括號內之文字為作者所加,下同)

《大品般若經》的譯出,當時的秦王姚興,親自參加,又有五百多位義學沙門,詳審文義;「執筆」寫成漢文的是僧叡。當時的譯場,是相當莊嚴鄭重的!接著就翻譯《釋論》,如僧叡的〈大智釋論序〉說:「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2)但論後的〈後記〉卻說是弘始「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3)。〈後記〉與僧叡的〈論序〉,時間上似乎有點不合。我以為:〈後記〉作者會編經論為一了。先譯經,後譯論,在《智論》的翻譯過程中,發現經文與論文不合的,就加以改正。如〈大品經序〉說:「以釋論撿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4)經與論先後譯出,論訖而後經定。經論會編為一,也就不妨說經與論同時譯出了。

僧叡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大正二五‧五七中──下)說:

「(羅什)法師於秦語大格,唯識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

「進欲停筆爭是,則交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於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都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羅什留住姑臧(今甘肅省武威縣)十七年,才來到長安。對「秦語」──中國語文,他是能說能寫的。但佛典的譯出,是給中國人讀的;不但要文義通順明確,還要有漢文的文學意味,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愛好,使佛法廣大流通。從這一觀點來看,羅什的「秦語」,還是不夠水準;對漢文的特色,文學的優美(「方言殊好」),是沒有深入通達的。如早期譯出的《百論》,由於譯得太差,弘始六年又重新譯出;《大品般若經》原已譯出,但在《智論》的譯出中,對於經文,又隨時加以修正。這些都可證明:在僧叡等眾多義學沙門的眼中,羅什的「秦語」還是不大理想的。

面對羅什「秦語」能力不太理想之局限,僧叡等筆受者,有點無可奈何。如果放下筆來,好好的論究原本與「秦語」間的恰當性,又要面臨譯場中人多口雜,不容易得到定論的難題。如果依據譯語(譯語太繁),而改寫成簡要而便於受持的論文,又不免要被譏諷為穿鑿附會。於是,只好決定:譯者怎麼說,他們就怎麼記。既然沒有好好的潤飾辭藻,所以也只好要讀者「略其文而挹其玄」了。

雖然有這樣的局限,但僧叡等筆受者,終究不會忘記:這是「秦語」譯本,是為中國人而翻譯的。

註解:

[註 1.001]《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五五‧六四中)。

[註 1.002]《出三藏記集》卷一〇(大正五五‧七五上)。

[註 1.003]《大智度論》末後附記(大正二五‧七五六下)。

[註 1.004]《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五五‧五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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