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順佛學與大乘是佛說

印順佛學與大乘是佛說

──2016無錫「批印」研討會之回應

去年(2016)十月底本人參加江蘇無錫惠山寺為期兩天的佛教義學研討會,會議主題是「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我是極少數「躬逢其盛」而與主辦單位持相對立場的學者,不少人問起我這次的會議,在此簡短表示一些看法如下。

推動印順思想深入探討?

該研討會「邀請函」表示:印順法師是現代最著名的僧人學者,著述浩繁影響深遠,在兩岸佛教學術界、思想界堪稱泰斗,共尊為導師;在印順法師誕生110周年的紀念年,為了推動其思想的深入探討,以及現代佛教義學研究的全面開展,所以舉辦此研討會。

雖然邀請函寫得很中性乃至含蓄,僅說「推動對印順法師思想的深入探討」,但其實來者不善,而是為質疑、批判乃至於否定印老思想。

如論文中幾乎一面倒不友善的批評,「反思」已成「反對」,會外有人以「批鬥大會」說之,此雖言重,但多少有幾分感覺。如表面上雖推崇印老是「導師」,但亦暗指他是「邪師」,乃大乘佛法的「失道者」、「棄道者」,甚至以「獅子蟲」形容之;「俗化」、「矮化」、「異化」等評語也時而可見。

然而,絕大多數論文寫得很粗糙,看不到深刻的思想批評,也未必真正了解印老思想所在,犯了嚴重的「稻草人謬誤」(strawman fallacy)。意即,印老實際上所說,以及批評者所理解的,有相當的落差,這若是無意則為誤解或不了解,若是惡意則為曲解。

事實上,對印老思想的「反思」是我們所樂見的,這也意味著他思想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存在;但我們樂於看到批判,卻不能接受粗糙的批判。很遺憾的,這次的會議不能看到公允、深入的「反思」,而卻盡是草率、隨性居多。所幸這次會議,沒有真正具份量的法師、學者,未必具有佛學研究的專業訓練,可說信仰性遠多於學術性。

「佛法本位」vs.「信徒本位」

這次在無錫舉辦的印順思想論壇,乃是由「佛教義學會」發起;其佛教義學主張「佛教本位」的研究,有別於現今學界之「學術本位」,而與之互別苗頭。這樣的立意自是良好,但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佛教本位」,或可說是「信仰本位」,甚至是「信徒本位」,當是「學術本位」另一極端。

現今學術研究不少結論,乃是虔誠佛弟子所難以接受的,動輒判某一部經為「偽經」,或者聲稱「大乘非佛說」、「如來藏思想不是佛教」等,這在虔信者的心靈裡,有相當大的殺傷力,難以接受自身的信仰傳統,確如他們所判定的那樣,試圖以另一種研究進路,另一種史觀來反撲,於是有佛教義學研究之呼聲。

然而,他們所謂的「佛教本位」,如何和「信仰本位」、「信徒本位」作區分,看不到進一步說明,或只是同一立場的不同表達而已。

我認為,真正的「佛教(或佛法)本位」、「義學本位」乃是印順導師所持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立場,在他的著作中,兼可看到學術性和信仰性;一來他以理性、中立、超然的探究方式,對佛教歷史和思想進行客觀研究,二來他接納乃至肯定所有信仰傳統的價值,認為當以同情的理解來看待信仰,重視各種經論和法門在利益眾生的實效性。

換言之,印順法師不因信仰而失去學術的「求真」精神,也不因學術而否定信仰的「神聖」關懷;學術性和信仰性不偏一邊,兼而有之,是我認為印順思想最大特色(之一),而多數的學者或信眾往往顧此而失彼。

如此,即便學術方法研究所得,迥異於傳統信仰的認知,但印順法師仍承認該信仰的重要意義,不輕易抹煞,甚至大力推揚之;如此「綜貫一切佛法而向於佛道」,才代表著大乘佛法的開闊格局,既不像一般學者激進的破壞信仰,也不像一般信徒保守的故步自封。只不過,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中道立場,在學者看來過於信仰,在信徒看來過於學術,兩邊人馬都未必接受,這次的佛教義學會可說屬於後者。

總之,三種佛學探究立場──「學術/學究本位」、「信仰/信徒本位」和「佛法/佛教本位」,印順法師屬於第三者;「真金不怕火煉」,我相信這樣的立場經得起千錘百鍊,可以歷久彌新、彌堅。

「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vs. 「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

會議發起人中國社科院周貴華先生在他的著述、發言中,屢屢表示印順法師所持是「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既然是溫和版,相對於此則有激烈、激進或極端版的「大乘非佛說」。

但是這樣的定位大有問題,畢竟印老從未主張任何形式的「大乘非佛說」,反而斬釘截鐵表示「大乘是佛說」,並在著作中再三強調;如此強說老人家主張「大乘非佛說」,即便是一種「溫和版」,仍是相當錯謬的,如此的曲解可說是「稻草人謬誤」實例之一。

相對於把「大乘非佛說」分為激烈版和溫和版,而把印老歸為「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之主張者,我倒是認為有信仰版或理性版兩種不同的「大乘是佛說」,印老明顯支持的是「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而這樣的「大乘是佛說」,和傳統「信仰版的大乘是佛說」之理解方式大異其趣。

如此,印順法師絕非倡議「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卻是提出「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而如果認為「大乘是佛說」只能採信仰觀點來理解,逕行認為印老否定「大乘是佛說」,貼上「大乘非佛說」的標籤,實在是不厚道的。

總之,既然印順法師明確表示「大乘是佛說」,就不應該硬以「大乘非佛說」扣帽;這次的「批印」義學研討會,我即明確表達此一立場。這陣子網路上傳來相關的回應和討論,可知餘波盪漾,不少教界、學界人士難以接受,其一的原因在於他們不當的責難和評斷。

何謂「『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

印順法師認為大乘佛法興起的推動力,是「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這樣的懷念是通過情感的,如此就有想像的成分,而且離佛陀的時代越遠,想像也越多;換言之,大乘佛法一定比例是經由理想投射而成的信仰產物。

然而這樣的觀點是周貴華等人所礙難接受的,認為印順法師僅著重於「人」的「世俗淺智」來推想大乘佛法的成因,包括他的「人間佛教」之強調「人」,都是「俗智」的顯示,減損了大乘佛法中的神聖性、超越性;相對的,他們堅持大乘佛法、大乘佛典乃是佛所親說,不接受學術進路上的理解可能。

相關問題早在十多年前,昭慧法師等人已作過回應(如<方法學上的惡劣示範——評如石法師〈大乘起源與開展之心理動力〉>),這裡僅就「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說簡短表達看法。

印老探討「大乘佛法」興起,主要是指「大乘佛法信仰」的興起,談的是「信仰」之發展源流,此固然可以從信仰觀點來解釋,但亦可從學術立場來考究,然兩者的理解路徑自是大不相同。

「大乘佛法信仰」一定程度帶有想像成份,未必等同於虛構,卻依舊是世諦流布下因緣所生而成。而印順法師認定大乘佛法興起是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可知他並不完全從史料遺跡來論述或推斷大乘起源,而是就一原理、原則總括而論;即大乘興起與佛弟子的信仰心理密切相關,致使佛法從理性、實證的義理與修行風格,進展到重感性、重玄想的傾向,不斷擴大崇仰面向,包括景仰佛陀智慧圓滿(智增上)及崇敬佛陀悲濟眾生的偉大(悲增上),進而推動大乘佛教的開展。

如此,印老以「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來說明大乘興起的主要動力,此觀點可說是更高一層次的推斷,乃是哲學或宗教哲學之後設(meta)觀照,而教界、學界似忽略此一向度,印順導師卻強調這面向的重要。

事實上,非但大乘佛法是佛弟子(在情感上)對佛陀的永恆懷念而發展出來,諸多宗教的形成亦然;例如閩南地區媽祖信仰興起之動力,也可說是群眾對林默娘永恆的追思、懷念,一樣涉及到人性複雜心理面向的運作。

此外,儒家孔孟、道家老莊,也從哲學思想走向宗教信仰,而有儒教、道教的產生。包括耶穌原是一歷史人物,但他在世時的偉大事蹟,逝世後引起世人無限思慕,亦透過懷念生起種種想像(乃至於渲染),集體建構成一特定宗教信仰。

然而,原始佛法以「滅苦」為核心關懷,「苦」是一種確切的身心體驗,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或想像;既要超越痛苦,即要回歸身心(五蘊)觀照,這和(他力)宗教未必有直接關係。但進入到大乘佛法,可說是走向「宗教化」的運動,此時不再只是「自力」,到了後期大乘更強調「他力」,可知(大乘)佛教和多數宗教發展歷程是很接近的。

如此,大乘佛法興起是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雖然有違虔信者的信仰直覺,但卻是理智上站得住腳的一個宣稱。

「信仰版的大乘是佛說」之困局

印順導師雖是佛教僧人,但他試著跳脫信仰者的主觀立場,以學術的手法進行理性分析和客觀考察,認為「佛法」發展至「大乘佛法」信仰,乃在於「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也因為這樣的「永恆懷念」,印老認為「大乘佛法」(之信仰)帶有理想化、神化等特性。

但是,就信仰者而言,「大乘佛法」自是佛口親說的,不容許任何討論,不只可信仰之,也必須信仰之,然以信仰觀點解釋「大乘佛法」的信仰,不免有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之限制。

例如問說:「大乘佛法」的信仰為什麼是可信的?某人回答說:因為是佛陀所說之法;倘若續問:為什麼佛陀所說之法就是可信的呢?某人續答言:因為「大乘佛法」的信仰說佛說的都是可信的。──可知犯了循環論證或乞求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失,仍是信仰者的自說自話,難以經得起客觀嚴正檢視。

如此,以信仰者的觀點來解釋信仰,即陷入自圓其說或自說自話的困局,難以說服信仰圈以外的人。相對的,作一名理性的宗教徒,從情感的盲信走出,不在信仰的環圈中自我陶醉、乃至於麻醉,此會是佛陀所鼓勵的。

所以相對於信仰者從信仰觀點解釋自身信仰,流於獨斷、本位主義,印老就一個信仰形成的心理過程來如實解釋之,更容易讓「圈外人」信服,畢竟他所說的是宗教信仰的共通特質,乃是一普遍的心理反應。

如前所述,媽祖信仰之形成,乃林默娘逝世後歷代子孫對她的「永恆懷念」。同樣的,中國儒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之興起,某種角度亦可言是對孔子、耶穌、穆罕默德等之「永恆懷念」。

在印順導師看來,「佛法」(或所謂「原始/初期佛教」)雖也是宗教,但情感層面較為淡薄,反而理智的實踐多過於信仰、想像;相對的,發展至「大乘佛法」,愈是到後期愈是以情感、感性之信行為主調,除強調菩薩的慈悲行願,也深化了宗教意識,展現在淨土思想、佛身觀(佛的形象)、不可思議的功德、神秘護佑和加持力等面向上。

可知一「宗教」的誕生,背後都有一定的情感作用,把歷史上真實人物給「神格化」;這不獨是某一特定宗教如此,而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共性、通性,所以印老以「永恆懷念」來說明「大乘佛法」信仰之展開是不難理解的。

總之,若以「信徒本位」理解事實暨史實問題,最後只能自己說服自己,僅是一種「自我催眠」,難以經得起外界的考驗與挑戰。

佛教重視理性

佛教中寶貴的質素,可說都是人類理性可思維理解的,例如四諦、十二因緣、三法印、三學、八正道、四無量心、六度等核心教法。可知佛陀並不刻意標榜玄虛之理,也不訴諸神秘感應,而重其平實平常的特質,迥然不同於其它宗教之強調靈異神蹟,乃至以威脅、恫嚇作為「入信」的手法。

佛法重視人類理性的運作,不會視為僅是世俗淺智。如在龍樹著作中,諸如《中論》、《迴諍論》、《七十空性論》、《廣破論》等,都具有深刻的論證、論議風格,可透過分析去掌握道理;其它佛教思想家亦復如此。

就像龍樹《中論》卷4〈觀四諦品24〉中著名的「二諦偈」,諸佛說法度眾所依有真、俗二諦兩種,如果不能區分這兩層道理的不同,就難以在甚深佛法中領略真實法義;最後龍樹說「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可知若不重視世間能知能見的道理,合乎常識常理的認知,則不能得到第一義諦,意即俗諦是真諦的「必要條件」,或可說俗諦是工具(means),而真諦是目的(end),沒有俗諦則真諦亦到達不了,更侈談涅槃的實現。這也相應於般若經教之「不壞假名而說法性」、「不壞假名而說實義」、「不壞假名而說諸法相」等意義。

如此,理性的析辨、思擇,猶如世俗諦道理的通達。若不重視人類理智的功能及其所成之共識,甚至輕視、輕忽之,僅視為凡夫俗智,已然違反《般若經》及龍樹強調二諦暨世俗諦的本意。在佛法修證中,亦是以「聞思」作基礎的,確立好修行的知見,才能邁向正確的修證道路,此強調「聞思」工夫,亦可說是對於人類理性能力的肯定和重視,這可說是印順佛學的特色。

然而,著重世俗諦不意味僅停留世俗諦,而是有更高遠、超拔的關切(即解脫或成佛)。如此,我們當保持一種「中道」、不即不離的態度,一方面不能不重視、尊重理性,但也不能太偏靠、迷信理性;如果單依一邊都易於劃地自限,甚至陷於頑固的意識型態當中。

盡信經不如無經

「盡信書不如無書」,如果類似精神應用到佛教中,或可說「盡信經不如無經」,即佛陀未必認為一切經都必須無條件完全接受,不容任何質疑。

對於知識乃至智慧的取得,佛教分有現量、比量和聖言量(又稱至教量)三種,其中又以現量為優先,比量次之,聖言量又次之。[1]

這樣的順序說明佛教重經驗及理智的特性,而非以信仰為唯一準據。相對於多數宗教都強調經的絕對權威(如《聖經》等),佛教未必奉經典為唯一權威,如佛陀對婆羅門教傳統的反動,其一在於否定「吠陀天啟」(《吠陀經》)的崇高性、神聖性。

現量實證最為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智識進路,其次是比量的類推,再來是聖言量的權威,此似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和實相般若的優先順序,實修暨親自體驗始終擺在第一順位。而經典所述,若未經行者現觀實相,仍是文字概念層次,存在一定的限制,或只能視為是工具而不能作為目的。

一如《葛拉瑪經》的「十事勿著」──不可因為傳說、傳統、眾所相信、經典、推測、常識、類比、偏好、機率、老師等所說,就信以為真。可知佛陀未必要人不加懷疑,全盤相信經典所說,除非是親身經驗(現量),否則仍要有一定的保留。

這也相應於般若經教(如《金剛經》)之「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等,以及龍樹菩薩《中論》之「諸法不可得」、「佛亦無所說」等意涵,避免制式而獨斷的去執著一部經、一個說法便是如此,且只能如此;而要知道不同經典乃因應眾生不同根性之施設,既有究竟的真實教,亦有權巧的方便法。

如此,把著名的「猶希佛兩難」(Euthyphro dilemma)轉思為「佛法所說的真理,是因為佛說才為真?還是因為其本身為真,佛才說呢?」或者,換個方式問,佛法所說的真理是佛教內部的真理,只限於佛教徒的理解與實踐?還是佛陀說出宇宙的真理,具必然性和普遍性(「法爾如是」),一切佛教徒、非佛教徒當要理解和實踐?其間涉及佛法主要是信仰(或情感)的真理抑或是理性的真理之分辨抉擇。

信仰虔誠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沒有理智思擇的過程,信仰易成了頑固的偏見、成見,不只無法面對根本性問題,當然也談不上解決,最多只是轉移注意力或飲鴆止渴而已;反之,信仰的本身也是要超越的,在般若經教中即反覆傳達了這樣的訊息。

總之,佛陀要人在不疑處有疑(當然也要信所當信),而以此來思考大乘經是否為佛說,將有更寬闊的視域,意即大乘經不一定是要佛親說,一樣也可以是佛法。[2]

悲願為判準

「法無定法」是佛門常用詞彙,在大乘般若經教中即反對佛陀形象之制式認定,以破除眾生之慣性執著。然而,大乘佛法又屢屢強調「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說法」,如此多元的佛教信仰產生似不可避免。在法無定法、應機得度的原則下,可知「法法平等」,都是利益眾生的方便,而無高下對錯之分,也因此不應批判、排擠不同型態的佛教發展。

相對的,我們當著眼於悲濟眾生的觀點來衡量法義,不管禪宗、淨土、密宗、南傳佛教、人間佛教等,甚至不管是不是佛教或其它宗教,只要能利樂有情,裨益於安身立命或拔除世間苦難,指引人走向光明、寧靜和喜樂,都值得我們的尊重乃至於支持,不應以個人信仰、思想的出入,而輕視(乃至敵視)異於己者。

這意味著我們可以不認同他人的佛教觀念暨義理上的詮釋,但仍要敬重他們的正面貢獻。而如果只因「判教」之不同,佛教史認知以及法義詮解的差異,動輒以「相似佛教」說之,乃至斥為謗佛、謗法,破壞佛教、獅子蟲等,已然是仰天吐唾還墮己面。

一如印順導師之於太虛大師,他們的佛教思想明顯不同,甚至形成對立、打起筆戰來,但如果問說印老一生中最推崇的老師,除太虛外不做第二人想。同樣的,在印老著述中,不管是禪宗的虛雲老和尚,還是淨土宗的印光大師等,凡是悲心殷切、獻身佛教,有著深遠佛教理想的祖師大德,他皆是高度肯定、敬仰,即便彼此思想大有差別;[3]然而,令人遺憾的,在這次「批印」的研討會中卻看不到這樣的格局心量。

總之,法義抉擇其次,道心、人格和願力才是優先,這是印順導師面對中印藏歷代祖師慣有的立場與態度;畢竟大乘菩薩道重於精神上的傳承,而未必是思想上的認同,反而在思想上主張包容異己、尊重多元。因此,佛學見解固然重要,但道心和悲願更可以被看重,凡對佛教、對眾生有開創性貢獻,即便法門不同、思想互異,都值得我們的高度禮敬;也願以此與「佛教義學會」僧信大德共勉!

林建德   (佛教慈濟大學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教授)

[1]此可見K. N. Jayatilleke之名作Early Buddhist Theory of Knowledge, 以及達賴喇嘛為 Chris Impey, Humble before the Void一書所寫之序。

[2]如龍樹菩薩所言,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

[3]對於近代中國佛教的高僧大德,印老曾表達他的推崇和尊敬,除太虛大師外,禪宗虛雲老和尚、淨宗印光大師等,印老在著作中數度表示了他內心的感佩。如虛雲老和尚捨報之際,他寫有〈懷念長老‧想起佛教〉(收在《華雨香雲》Y 23p365~369),讚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在《佛在人間》一書也表示,印光大師是老實念佛的淨宗大德,為無數的信眾所崇敬,他之所以能發揮廣大的教化力量,在於他不但切實履踐,而又有對儒學及佛教的深廣知識。( Y 14p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