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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採用歷史及考證的方法撰寫學術著作,是否預設了讀者?他撰寫的動機是什麼?

姓名或匿稱: 
無諍

有人對於印順導師在《無諍之辯》中所說的「惟有以考證對考證,以歷史對歷史,才是一條光明的路」有各種不同的解讀。也有人借此大肆批評,認為導師的研究方法是:「科學人本理性所攝的世俗思想史和歷史考證法」,是一種「相似佛教」。應如何正確理解導師的看法?

回應

回應「印順導師採用歷史及考證的方法撰寫學術著作,是否預設了讀者?他撰寫的動機是什麼?」

                                                                                                         釋長叡(2017.06.02)

為闡明佛法的真義,印順導師隨順世間的「有」(歷史及考證的方法)撰寫學術著作。以導師的《中國禪宗史》為例,參見《性空學探源》,pp.12-13:

佛乘的空義,本以生命為中心,擴而至於一切法空。一切法空,空遍一切法,依以明空的有,也就包括一切法了。這「有」的一切法,為對於有情而存在的世間,善惡邪正不可混。而事相,古人大都於現實時空而說的;世間以為有,佛也就以為有。可是這有的一切,是不斷在隨時代而進步改變的。歐陽竟無說:「闡空或易,說有維難。」具體事實的條理法則是難得知道的,何況還要與法性空相應!說有實在不易。對這具體的有,必須在不礙空義中,另以世間的智光來觀察他。現代各種學術的進步,對「有」的說明是更微細精確了!學空的人,應該好好的注意採用。《雜阿含經》三七經中佛說:

    世間與我諍,我不與世間諍。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

    佛法的目的,並不在與世間諍辯這些有的現象,而是在這有的現象上去掘發其普遍必然的真理,從智慧的證知去得解脫。所以我們研究佛法,應該注重他的思想原理,借現代世間智者以為有的一切事物,相應而闡發之,這才能使佛法發生新的作用。

 

(一)印順導師依釋尊「不與世間諍」的教示,以「考證對考證,歷史對歷史」做教史之研究,參見《無諍之辯》,pp.233-234:

[編按:學者主張]「大乘非佛說論」的有力利器,是從文字典籍考察起來,大乘經的成立流通要遲一些。

於是我國大乘信徒,對考證與歷史,是更加深惡痛絕了。

其實,

◎如事實確乎如此,重真理而不是迷信的佛弟子,就應該勇敢的接受歷史的事實,而不應痛惡。

◎如認為不對,那就應本著護法的精神,去批駁他,糾正他。

《海潮音》載有日本伊藤義賢氏的〈大乘非佛說論之批駁〉,我是非常欣賞的

這部洋洋大著,是否能達成其預期的理想,再建「大乘是佛說論」的權威,那是另一問題。但他這一決心與傾向,是對的。因為,惟有以考證對考證,以歷史對歷史,才是一條光明的路。痛惡而不能以歷史考證批駁他,甚至不敢提到他,那只是「混」而已矣!

 

印順導師如何「以考證對考證,以歷史對歷史」,請看看印順導師是以何種心境護法護教?

(二)導師寫《中國禪宗史》之動機:為了佛法、為了中國佛教

(A)參見《華雨集》(第五冊),pp.236- 237

我不是禪者或禪學研究者,我為什麼寫《中國禪宗史》?

胡適以神會為禪的革命者,《壇經》的寫作者,否定了六祖的地位,也否定了達摩禪的一貫性。

我以為『中央副刊』上的喧囂,或刊物上的人身攻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憑我對中國佛教的一點感情,使我放下自己所要探求的佛法,而從事初期禪宗史的研究。

我的見解,不一定為傳統的禪者所同情,但透過新的處理,到底肯定了達摩禪的一貫性,六祖與《壇經》的關係,與神會應有的地位。

我想不只是寫出來,也要取得人的同情取得人的尊重才能改正世間學者有關佛教史實的誤解與歪曲……

中國佛教是偉大的,但偉大的是過去而不是現在。有信仰有反省的佛弟子,是會深深感覺到的。

個人的虔誠、熱忱、信解與持行,是復興佛法的要素,但這還是個人修持的立場,而不是佛教延續與復興的立場。

復興中國佛教,除了個人的信行,還要求佛教組織的合理與加強。

◎對社會,多做些文化,慈善救濟,以引起社會同情(也更符合佛教的精神)。

◎對佛教自身應力求文化水準的提高,吸收國際佛教界的可貴成分,了解現代的思想(這才可以攝取或破斥他),使佛教能在現代知識界──國內或國外受到重視,才能影響到社會的中堅人士而發生新的力量

這就是虛大師過去為佛教的基本立場

 

印順導師之所以用學術規格研究、寫作,他的善法欲是「取得人的尊重才能改正世間學者有關佛教史實的誤解與歪曲」。

印順導師期勉大家:追隨太虛大師的立場,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準」;了解現代思想,期使佛教在現代全球的知識界受到重視,影響社會中堅人士,發生新的力量。

 

(B)參見《無諍之辯》,pp.65 -66

 胡適在巴黎、倫敦,發見了燉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在東京,知道了燉煌本《壇經》。

他加以整理、比對,而論斷為:「燉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

胡適的考據,是否可信呢?考據是治學的方法之一,對於歷史紀錄(或是實物)的確實性,是有特別價值的。然考據為正確的方法,而考據的結論,卻並不等於正確

我曾不止一次的表示過:考據與法律一樣,人與人間的糾紛解決,法律是可遵循的正當途徑。法律是尊嚴的,但法官考察人證、物證,引用法律所作的判決,不一定是公平的,可能是冤屈的。明知是冤屈或不公平的,但不能憑「天理良心」的理論來糾正,更不能咆哮公堂,或對法官作人身攻訐。因為這不但不能平反冤屈,反而是觸犯刑法的。

唯一可用的方法,是進行法律的申訴

對法官所採用的人證、物證,駁斥其誤解、曲解;提出更多有利於被告者的證據與理由,這才是平反冤獄,獲得公平判斷的最佳途徑。

例如胡適所作的論斷,是應用考證的,有所依據的。

我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用禪理的如何高深,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這等於在法官面前講天理良心),更不能作人身攻訐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檢查他引用的一切證據,有沒有誤解、曲解。更應從燉煌本《壇經》自身,舉出不是神會所作的充分證明。唯有這樣,才能將《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造的結論,根本推翻。否則,即使大徹大悟,也於事無補。

寫中國文化史、哲學史、佛教史的作家們(除了玄學家),還是會採取胡適的論斷(因為他是經過考證來的)

所以,我不能同意胡適的論斷,而對部分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所用的方法,總覺得值得研究。……

我覺得應該寫一篇專文,對胡適禪宗史中那個重要問題──燉煌本《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論斷,作一番徹底的糾正,以免「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胡適的這一論斷,見於〈荷澤大師神會傳〉……他以「明顯的證據」,「更無可疑的證據」,「最重要的證據」,而得出那樣的結論。

現在先對這些證據,一一的加以檢討。……

 

(三)印順導師的研究成果,是否有達到他(改正世間學者有關佛教史實的誤解與歪曲)的預期目標?學界怎樣回應?

(A)1973年《中國禪宗史》乙書,在一向被視為世界禪學研究重鎮的日本,獲得(實授)論文博士學位,日本禪宗著名學者關口真大教授,主審論文時評譽「作者(按:指印順導師)以其高度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立論嚴謹而周密,給禪宗史帶來了新的組織。……本論文的問世,對於學術界貢獻了一部偉大而卓越的精心創作」(摘錄自《法海微波》,p.266)。

(B)江燦騰〈溯源與開展:再探自由主義者胡適的初期禪學史研究問題〉,參見《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尋: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67:


印順在《中國禪宗史》一書完成後,又針對《壇經》和神會的問題,再發表一篇考據更精詳的分析文章,叫〈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集中全力評破胡適的原有論點!

……張曼濤對印順此文的評價甚高,除將其選入《六祖壇經研究論集》之外,並聲稱此篇是「最佳的批駁胡適先生對禪宗史的錯誤觀點」,因它「最有力而最有份量,不以衛教姿態表現」

而其他佛教界的文章,數量雖多,「但真有力而不涉及感情以學術立場就事論事者,則甚少」

 

(C)另外印順導師對於原始佛教的專精研究,也受到日本原始佛教學權威學者水野弘元(精通梵、巴、英、德、中文)推崇說:「總以印順法師之《雜阿含經》一文,不論就其組織型態,乃至其復原層面,都是極其合理的。其評審、確實及整合性等點,都遠遠超逾於日本學者的論說。」(摘錄自元亨寺妙林出版社,吳老擇編《雜阿含經之研究》,p.103)

從以上知名學者的評論,當可凸顯印順導師思想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與重要性。

其實,印順導師曾於虛大師上生二十周年(1967年)在《入世與佛學》乙文中(參見:《華雨集》(第五冊),〈遊心法海六十年〉,pp.48-49)就語重心長的表達:「對於佛法中,為學問而學問,為研究而研究,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不能表示同情,……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作為一個佛弟子,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涅槃寂靜是信仰,是趣求的理想」。並強調「研究的對象──佛法,應重視其宗教性。……從事史的考證,應重於求真實。……史的研究考證,以探求真實為標的。在進行真實的研究中,對現代佛學來說,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

 

我在《入世與佛學》一文中,認為:「契合於根本大法(法印)的聖教流傳,是完全契合的史的發展,而可以考證論究的。在史的論證中,過去佛教的真實情形,充分的表現出來。佛法(思想與制度)是有變化的,但未必進化。說進化,已是一隻眼;在佛法的流傳中,還有退化、腐化。(試問:)佛法為什麼會衰落呢」!然對於佛法中,為學問而學問,為研究而研究,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不能表示同情。我以為:「一、研究的對象──佛法,應重視其宗教性」。「二、以佛學為宗教的,從事史的考證,應重於求真實」。「三、史的研究考證,以探求真實為標的。在進行真實的研究中(從學佛說,應引為個人信解的準繩),對現代佛學來說,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作為一個佛弟子,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涅槃寂靜是信仰,是趣求的理想。為純正的佛法而研究,對那些神化的,俗化的,偏激的,適應低級趣味的種種方便(專重思辨也不一定是好事),使佛法逐漸走上衰運,我們不應該為正法而多多反省嗎?

 

最後,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評論者有「不預設立場,純以學術立場就事論事」的理性討論。

 

 

主編隨筆版主:常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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