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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宗共祖」!?

「八宗共祖」!?
印度佛教所闡述的阿含、般若、中觀與唯識等思想,對於中國佛學的實質影響為何,應值得進一步探討。例如龍樹古來在中國被尊稱為「八宗共祖」,理論上應對中國佛教的開創影響最深,但是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圓融未必是中觀學之主要特色。

 
相對於此,相傳為馬鳴所造的《大乘起信論》,在中國佛學史所扮演的重要性當遠高於龍樹的《中論》;如我們可以深入探討《大乘起信論》與佛教中國化的關係,[1]卻難以從中觀、唯識為線索,來析探其與「佛教中國化」的聯繫。[2]
 
雖然整個中國佛教的開創,如天台、華嚴、禪、淨土等,傳統以來視為是龍樹中觀學影響下之承傳,但龍樹與中國佛教之間可說是「交深言淺」。意即中國佛教徒雖皆推崇龍樹菩薩,但對其思想未必有深度接觸,因此龍樹隱約之間被中國佛教所忽略乃至割捨。
 
如龍樹中觀學的開宗之作《中論》,其所依據的《阿含經》及《般若經》的思想,在中國佛教祖師大德的判攝下,地位皆不太高;[3]其中《阿含經》於天台判教後,在中國佛教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近一千五百年的佛教史中乏人問津。因此,如果說中國佛學深受龍樹中觀思想影響,則其實質的影響應是有限的。[4]
 
相對的,中國傳統哲學所蘊涵的和諧、合一思想,再與佛教如來藏思想合流,確立中國佛學的思想基調,而與龍樹的「緣起性空」有所歧出(當然這樣的歧出亦可說是一種「創新」、「創造」)。此時龍樹「八宗共祖」之稱譽,對中國佛教而言恐流於「敬而遠之」的尊號,只是形式上的宣稱而未必是實質上的繼承。[5]

[1] 可參考龔雋《大乘起信論與佛學中國化》,臺北:文津,1995。雖然大多數都會認為龍樹對中國佛學有深遠影響,如萬金川說:「唐代以後,龍樹的地位更加崇高,在中國的十宗裡被推為八宗的共祖,中國佛教的思想幾乎都直接、間接和龍樹有關,這多少可以看出龍樹的中觀思想給予中國佛學的影響。」見《中觀思想講錄》,嘉義市:香光書鄉,1998,頁173。但如果真要論究、比較對中國佛學的實質影響成份,馬鳴(《大乘起信論》的作者)應是高於龍樹。
[2] 如在中國佛教宗派裡,具代表性的天臺宗,雖說與龍樹中觀學密切相關;但實際考察後,將發現兩者有顯著的不同。如吳汝鈞《天臺佛學與早期中觀學》結論中指出,智者雖繼承自中觀學諸多觀點,但其差異性遠多於其聯繫性,其中從智者「中道佛性」的真理觀,即可得知。見Ng Yung-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185&187.
[3] 雖然智者的「一心三觀」源自於龍樹之《中論》,但智者教判下的阿含與般若經典,都不是究竟之教;不是教法程度較低的小乘法,就是通向別、圓二教的過渡教法,皆非圓滿究竟之教。
[4] 於中國淨土宗居開創地位的曇鸞,也視龍樹為淨土宗的開創者與「易行道」的宏揚者。曇鸞在〈讚阿彌陀佛偈〉中,曾以「本師龍樹摩訶薩」、「南無慈悲龍樹尊」等,表示對龍樹的崇高禮敬;但是考察龍樹《十住毗婆沙論》對難、易二道之判,卻皆與龍樹本意有一定的出入。如龍樹在《十住毗婆沙論》中斥責求「易行道」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T26, p. 41, b1-2)換言之,就龍樹本意,易行道是對怯弱眾生所開的方便道,龍樹所宗仰的仍是大乘難行之正常道。而淨土宗祖師無意(或有意)的強勢「誤讀」,使得龍樹與淨土宗有著緊密關係。
[5] 萬金川亦認為龍樹「八宗共祖」之稱恐流於「虛名」,真正傳承、弘揚龍樹思想仍相當有限,萬金川表示:「雖然在漢地佛教的傳統裡,龍樹被尊為「八宗共祖」,地位極其崇高;但是,若就思想層面而言,在中國佛教史上,除鳩摩羅什及其門弟所弘傳的「關河舊學」之外,事實上並無專肆弘揚龍樹思想的學派存在。諸如「三論宗」或「天臺宗」,雖然在思想上與龍樹中觀之學的關係至為密切,但是正如印順法師(民六十二,頁三九)所曾指出的,此二學派在思想上仍是綜合性的學派,而並非純然的龍樹之學。就漢譯的龍樹著作而言,固然有遲至趙宋之間才譯出的《六十頌如理論》,但是諸如《迴諍論》早在北魏時期已然譯就(依〈序迴諍論翻譯之記〉的說法,本論譯出的年代是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亦即西元五四一年),卻未曾給予漢地中觀思想任何實質的影響。事實上,除《中論》、《大智度論》與《十二門論》外,漢地學者幾乎全然無視於龍樹的其他著作。」見《中觀思想講錄》,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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