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可門下的分化
「持奉楞伽，將為決妙」的慧可，弟子並不太多。『寶林傳』卷八（中華大藏經一輯‧三二八四四下）說：
「可大師下，除第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𡸣山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閑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
七弟子的根源，四人出於『續僧傳』「慧可傳」；神定與寶月，見於『神會語錄』：「（三祖）璨大師與寶月禪師及定公，同往羅浮山」。定公，就是𡸣（應是「𡷗」字誤寫）山神定。『曆代法寶記』說：「有𡸣禪師，月禪師，定禪師，巖禪師，來璨大師所」。𡸣禪師與定禪師，似乎是「𡸣山神定」的一傳為二。嚴，是寶月禪師弟子。神定與寶月，與僧璨同住𡸣公山，同往羅浮山；就此而傳說為慧可弟子，其實是無可證實的。「慧可傳」有五人：慧可弟子那禪師，『寶林傳』卻遺忘了。向居士與慧可是：「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答
之」。這是仰慕慧可，特表示自己的見地來請益，也沒有一般師資的直接關係。其他三人，如『續僧傳』（大正
五〇‧五五二中）說：
「時復有化公，彥（或作「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逈，托事寄懷，聞 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
在「慧可傳」中，附帶的說到了當時的三位。本傳與附見的，同時而沒有一定的關係，這是高僧傳的一般體例。化公、彥公、和禪師，都是出家大德，雖有傳說而沒有碑記可考，也沒有言句流傳下來。道宣附載於「慧可傳」，那裡可以說是慧可的弟子？彥公而傳為廖居士，那是更錯誤了。近人因棲霞慧布曾與慧可晤談，也就列入慧可門下，更不合理！『寶林傳』的花閑居士，也是無可稽考的。所以依『續僧傳』「慧可傳」而論，慧可的弟子，是那禪師。最多，加上向居士。
道宣晚年，從法沖得來的資料，慧可門下的法系，如卷二五（附編）「法沖傳」（大正
五〇‧六六六中）說：
「達摩禪師後，有慧可、慧育二人。育師受道心行，口未曾說。可禪師後，粲禪師，慧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已上並口說玄理，不出文記」。 二三
「可師後，善老師（出抄四卷），豐禪師（出疏五卷），明禪師（出疏五卷），胡明師（出疏五卷）」。
「遠承可師後，大聰師（出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寵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
「那老師後，實禪師，慧禪師，曠法師，弘智師（名住京師西明寺，身亡法絕）。明禪師後，伽法師，寶瑜師，寶迎師，道瑩師──並次第傳燈，於今揚化」。
道宣晚年，達摩門下已三、四傳了。「可禪師後」，是慧可的弟子，共十二人。「遠承可師後」，是慧可的再傳或傳承不明。「那老師」的弟子中，遺忘了慧滿禪師。「曠法師」就是慧滿在會善寺遇到的「法友」──曇曠。
慧可是以『楞伽』為心要的，「藉教悟宗」的。在門下的弘傳中，現出了不同的傾向：「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的禪師，著作疏釋的經師。這二流的分化，是極明顯的事實。『續僧傳』說慧可「專附玄理」，什麼是玄理？從魏晉以來，易、老、莊學盛行，稱為玄學；而玄理、玄風等名詞，也成為一般用語。佛教中也有玄章、玄義、玄論、玄談等著作。這裡的玄理，當然不是老莊之學，而是「鉤玄發微」，直示大義的，簡明深奧的玄理，不是經師那樣的依文作注，或廣辨事相。佛法中，如空有，真妄，性相（中國人每稱之為「事理」），迷悟；生死與涅槃，煩惱與
菩提，眾生與如來；法性、心性等深義，著重這些的，就是玄理。『續僧傳』稱慧可「專附玄理」，並舉偈為例，如（大正
五〇‧五五二中）說：
「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慧可承達摩的『楞伽』法門，「專附玄理」，而展開楞伽禪的化導。道宣從法沖所得來的消息，雖是「藉教悟宗」的，卻已表現了禪宗的特色，如「法沖傳」（大正
五〇‧六六六中）說： 「其經本，是宋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唯念慧，不在話言。於後達摩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中原，慧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
慧可的宗風如此，那專重講說，廣作文疏的楞伽師，無論是否為慧可門下，精神上早已漂流於達摩禪的門外了。傳「每可說法竟曰：此（楞伽）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該就是廣造文疏的一流了！
早期的達摩禪風，對於經教的態度，是「藉教悟宗」。「藉教悟宗」，要對經教有超脫的手眼。宋譯『楞伽經』卷一說：「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
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大正
一六‧四八九上）。這是「依義不依語」，原是大乘經的共說，但學者每為名相所拘縛。達摩禪是靈活的應用了教法，如說：
『慧可：「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大正
五〇‧五五二上）。『慧滿：「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大正
五〇‧五五二下）。『慧沖：「義者，道理也。言說已麤，況舒之在紙，麤中之麤矣」（大正
五〇‧六六六中）。
不著文字，不在話言，活用教法以誘導學者，「領宗得意」。對於經教，顯有重宗略教的傾向。
還有，達摩禪對於生活的態度，是著重精苦的頭陀行，如說：
「那（禪師）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一衣，一盋、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住，不參邑落」（大正
五〇‧五五二下）。
「慧滿……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大正
五〇‧五五二下）。
「法沖……一生遊道為務，曾無棲泊。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大正
五〇‧六六六下）。
慧可的「兼奉頭陀」，應該是達摩的遺風吧！頭陀行，是出家人中，生活最精苦的一流。住在阿蘭若（無著、無事）處，所以不住聚落（佛教有無事此丘，聚落比丘二類）。在印度出家人中（外道中有，佛教中也有），有稱為「遍行」的。他們經常的往來遊化，沒有定住的地方。對自行來說，當然專精極了。但沒有定期安住，對攝化學眾來說，是不方便的。這也許是早期的達摩禪，不容易發揚的原因之一（攝受學眾，印度都屬於集團生活的律行比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