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禪宗史-作偈呈心

作偈呈心

慧能與神秀作偈呈心,而獨得弘忍的付與衣法,這是出於『壇經』的,是慧能自己敘述的。這一部分,近人懷疑的不少:『神會語錄』(『曆代法寶記』)沒有說:神會宣稱慧能得五祖的衣法,也沒有說到作偈。這部分文字,有貶抑北宗神秀的意味,所以或推論為:這是受神會評難北宗的影響,為神會門下所作。

神秀與慧能的作偈呈心,是否『壇經』舊有的部分,是值得研究的。神會宣揚慧能的頓教,不是以『壇經』為教材的。『壇經』是曹溪門下所傳的手寫秘本,傳到荷澤門下手中,『壇經』已有過「南方宗旨」的添糅。荷澤門下,利用其手寫的秘傳的特性,更增飾而成為「傳宗」的依約(如下章說)。從『壇經』這一流傳演變來說,『神會語錄』(『曆代法寶記』是依據『神會語錄』的)沒有,神會批評神秀門下而也沒有說到,這只能說神會及神會門下,起初還沒有見到『壇經』,不能說那時的『壇經』,還沒有作偈的部分。

龍朔元年(六六一),神秀與慧能,同在弘忍會下。那一年,弘忍有傳法的意圖;神秀與慧能,都就在這一年走了。弘忍要學眾「密來自呈,當理與法」,與『壇經』說相近。所以,呈心,付法,我們沒有理由來否認這回事。當時有沒有作偈呈心的可能呢?「偈」,是印度文學形式之一:通稱為偈,頌,而實有好多類。在經典的傳譯中,五言,七言,四言,也偶有六言的偈頌,到唐代已有六百年的歷史了。唐代新文學──詩的日漸隆盛,中國佛教的應用偈頌,也就受影響而盛行起來。早在鳩摩羅什與慧遠(西元五世紀初)的時代,已用偈來表達心境了,如『高僧傳』(卷六)「慧遠傳」(大正五〇‧三五九下)說: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禪者是直觀的,與藝術者的意境相近。所以禪者的文學,不是說理的,條理嚴密的散文,多數表現為詩偈的形式。慧可早就是「乍託吟謠」;答向居士書,就是七言十句的偈頌(大正五〇‧五五二上──中)。在燉煌本的『壇經』中,發見說話部分而含有偈頌一類的句子。可以舉證的,略有三則:

「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大正四八‧三四〇上)。

「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原作「去」),如水有波浪,即是於三界。離境無生滅,如水永(原作「承」)長流,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大正四八‧三四〇上)。

「迷即佛眾生,悟即眾生佛。愚癡佛眾生,智慧眾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大正四八‧三四四下)。

1.是脫落了兩個字的七言四句偈。『壇經』舉此四句,而又一一的解說,有引用成語的意味。在『壇經』的別本,及『壇語』中,都是七言四句。2.是五言八句,是完整的偈頌體。3.燉煌本沒有「偈曰」字樣,而書寫者卻寫成每行二句的偈頌形式。在至元本中,這不是偈。此外,如無相懺悔的「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等,也是偈。這可以看出,『壇經』的說者──慧能,在說話中,雜有可以諷誦的偈頌,這對於不識字的禪師,是非常適合的。總之,這類偈子,是沒有必要去設想為後起的。

關於神秀作偈部分,雖說是慧能所說,但由學人記錄下來,總不免多少有失原意(一切都是這樣,並不限於作偈部份)。然大體說來,燉煌本的敘述,並沒有嚴重誣辱的意味,如(大正四八‧三三七中──下)說:

「門人得(五祖)處分,卻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原作「於」)止,請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

「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原作「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卻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終(原作「修」)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難甚難!甚難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

「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人眾入見,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性(原作「姓」)。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

「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問(原作「門」):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識大意否!五祖(原作「褐」)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來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

這部分文句,並沒有嚴重的貶毀意義。文意是;大家都仰望著神秀,神秀在當時教授師的地位,是不能不作偈的。神秀以為:如不作偈,五祖就不知自己見解的淺深。神秀是有意求法,卻無意求祖,所以說:「求法即善,覓祖不善」。求法是印證自己的見解淺深,求授與更深的法門;而求祖,卻是莊嚴的神聖責任,多少有點權威名望的功利意味。所以,如為了求法,應該作偈;為了求祖,那是不應該的。作,還是不作,是神秀的猶豫所在,所以說:「甚難甚難」。「當理與法」的求法,代代相承的付法,這是神秀所能明了分別的(『壇經』的記錄者,多少有點淆混不清)。

神秀所作偈,與神秀思想是吻合的。「身是菩提樹」,與『大乘無生方便門』的:「心色俱離,即無一物是大菩提樹」;『大乘五方便』的;「身寂則是菩提樹」相合。「心如明鏡臺」,也與『大乘五方便』的:「淨心體猶如明鏡,從無始以來,雖現萬像,不曾染著」相合。神秀五方便的「總彰佛體」,也名「離念門」,主要是依『大乘起信論』的。著重「離念」,所以有「時時勤拂拭」的「加行」話。弘忍對於這首偈,要人焚香讀誦,也是相當推重的。而神秀卻說:「不敢求祖」,只求五祖的開示。張說『大通禪師碑』,說弘忍曾「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是付囑的表示,而神秀卻「涕辭而去」,去了還一度「潛為白衣」。要將佛法付給神秀而中止,應有當時的實際原因。我以為:除慧能偈意的深徹而外,主要為神秀沒有擔當祖位的自信。「求法即善,覓祖不善」,與張說──神秀門下的傳說,沒有太大的矛盾。

總之,燉煌本『壇經』,這部分的文句,即使記錄者略有增損,但還沒有過分貶黜的敵視意味。惠昕本以下,對神秀作惡意的形容,那是南嶽、青原門下,後代禪者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