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禪宗史－牛頭宗的形成

牛頭宗的形成

從史實的觀點，道信與法融，法融與智巖，智巖與慧方，都不可能有師承的關係，那為什麼要傳說牛頭六代呢？道信傳法融，是黃梅的傳說，還是牛頭山的傳說？這一傳說，包含些什麼意義呢？六代相承，儘管不完全真實，而牛頭宗的一時興盛，卻是事實。所以牛頭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牛頭六代相承，有顯著的區域色彩。不但傳說中的六代，都在牛頭山弘化，而六代祖師也屬於同一區域的人。如法融、慧方，玄素，都是潤州延陵人，為今江蘇省丹陽縣的延陵鎮。法持、智威，是潤州的江寧人；慧忠是潤州上元人，都是現在的江寧縣。玄素的弟子徑山法欽是崑山（今江蘇崑山縣）人。慧忠的弟子佛窟遺則，是金陵（即江寧）人。牛頭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於這一地區──長江下流的南岸，稱為「江東」與「江左」的地方。這裏，是南朝（三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區；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這一地區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興福」──造寺、造像、布施；及「義學」──宣揚經論為主的。當時的「義學」極盛，主要為「四經」──『維摩』、『大品』、『法華』、『涅槃』；「三論」──『中』、『百』、『十二門論』，形成廣義的南朝學統。那個時代，禪慧的修證，不是沒有，而是並不興盛的。因為禪慧修證，是適宜於山林的（這不是「十字街頭好參禪」之類的動聽詞句，所能改變這一形勢的）。這一地區，以南京（當時名建康）為中心來說，東北二十八里有攝山（又稱棲霞山），南二十五里有牛頭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遠一些，正是修禪的好道場。如洛陽南的嵩山，長安南的終南山一樣。還有句容縣的茅山，比較遠一些。禪，就在這三處，孕育而成長起來。

在南朝──都市佛教時代，遼東僧朗在齊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間，到江南來，住在攝山。『高僧傳』卷八「法度傳」（大正五〇‧三八〇下）說：

「朗，本遼東人。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梁武帝）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於山」。

當時，梁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學，而修學有成就的，僅「止觀僧詮」一人。僧朗與僧詮，都在山禪講兼修，不出外弘化的。攝山的學風，如『續僧傳』卷七「法朗傳」（大正五〇‧四七七下）說：

「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觀。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跡幽林，禪味相得。及後四公（朗、勇、辯、布）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與僧詮的時代（約五〇五──五五五），教禪並重，不到都市去，顯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詮門下有四大弟子──興皇法朗，禪眾慧勇，長干僧辯，棲霞慧布。朗、勇、辯──三位，在僧詮去世後，都出山而重於義學的宣揚，促成了陳代三論宗的興盛。但「禪味相得」的攝山精神，不免沖淡了。被稱為「得意布」的慧布，仍舊住在攝山，繼承了僧詮的門風。慧布不反對向外宣揚經論，而自己卻「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喧囂。誓不講說，護持為務」。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見到了（二祖）「可禪師」，「思禪師」（那時還在北方，就是南嶽慧思）；還有與慧思齊名的慧命的師長「邈禪師」，互相論道，受到了可、思、邈師的尊重。如『續僧傳』卷七「慧布傳」（大正五〇‧四八〇下──四八一上）說：

「末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

「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

「又與邈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三日不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躬行，不顯其美」。

這是般若師匠，與禪宗、天臺宗先輩的接觸。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禪；慧思是『般若』與『法華』並重，推重龍樹論的禪者；與重般若三論的慧布（談論「連徹日夜」，有濃厚的清談玄學風格），原有相互契合處，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東般若學與楞伽學的關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說誰從誰學）。後來，慧布邀保恭禪師，在攝山成立禪院：「結淨練眾，江表所推」，這可見三論宗本不是單純的義學。

興皇法朗雖將三論宗引入「義學」一流，但還是重於慧悟（得意）的。繼承興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誤作「荊州茅山」）大明法師（對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說）。明師的傳記不詳，略見於『續僧傳』卷一三「慧暠傳」，卷一四「慧稜傳」等。關於當時付囑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傳」（大正五〇‧五三八下）說：

「明即興皇之遺屬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眾目癡明。（受付囑後）……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

明法師，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他終身住在茅山，茅山成為攝山精神的繼承者。茅山，就是牛頭初祖法融出家修學的道場！法融是由此而到牛頭山的；慧方將法門付囑法持後，又由牛頭回到茅山。牛頭宗的形成，是繼承了茅山的禪風。

興盛了二百多年的江東佛教，終於受了挫折，那就是陳代的覆亡（五八八）。這裡，不再是政治中心（經濟當然也衰退了），而只是大中國的一個區域。起初，煬帝（那時還是晉王）出鎮楊州，天臺宗受到護持而盛極一時（天臺宗的中心在浙東）。天臺的教觀並重，也引發了禪觀的重視。但不久，隋又解體（六一七）而統一於大唐。江東有名的大法師，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莊嚴慧因，慈恩義褒，連攝山的保恭禪師，都被隋唐的帝王徵召到長安。這裡的義學，急劇的衰落下來。尤其是武德七年（六二四），江東的五千僧眾，被政府限令：每州僅留一寺，每寺限三十僧。江東的都市佛教，急劇的衰落，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維摩』、『法華』、『涅槃』）學統上，漸形成重禪的佛教。從法融到慧忠，都是在山中修行，領導修學，到晚年才出山來（南京）弘化，表顯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於攝山，經茅山而移到牛頭山。法融從茅山來，有弘護佛教的熱忱。精通四經、三論，又通世間學問；不以聞思的「義學」為滿足，而求禪心的自證。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馴伏毒蛇猛獸（慈悲柔忍，成為牛頭的特色。如智巖的為病人服役；法持與智威的以遺體飼鳥獸；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智巖弟子善伏，都有馴伏猛虎的傳說）。法融為江東佛教樹立了新的典型；牛頭禪風，對江東佛教留下了偉大的感召力。『宋僧傳』卷八說：「融醇懿瓌雄，東夏之達摩歟」（大正五〇‧七五七中），可見後人是怎樣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瑗，本從常樂寺聰法師學三論，後「詣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眾魔斯伏」（大正五〇‧七三一上）。曇璀也在博通大經以後，師事法融：「晦跡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大正五〇‧七五七中）。法融的弟子，多在通達經教的基礎上，轉向禪心的自證。

智巖是在舒州𡷗公山，從寶月禪師出家修學的。『傳法寶紀』說：

「釋僧璨……至開皇初，與同學定禪師，隱居𡷗公山。……山西麓有寶月禪師，居之已久，時謂神僧。聞璨至止，遽越巖嶺相見，欣若疇昔。月公即巖禪師之師也」。

寶月禪師早在𡷗公山西麓，不一定屬於達摩禪系（『寶林傳』才說寶月是慧可弟子）。寶月與僧璨相往來，『神會語錄』及『曆代法寶記』，都這樣說。那末長期追隨寶月禪師的智巖，也就必然的有機會接近僧璨了。巖禪師的禪學，可以略見大概。他曾對獵者說：「吾本無生，安能避死」（大正五〇‧六〇二中）？曾從法流水寺璧法師「聽四經三論」；從（大明法師弟子）法敏「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從道信學「入道方便」的善伏，來親近智巖，智巖「示以無生觀」（大正五〇‧六〇三上）：智巖應該是重於「無生觀」的禪者。還有，曾在法敏門下二十五年，被譽為「眾侶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來「諮請禪法」，而且是「一經十年」。親近智巖十年的慧明，「誦思益經，依經作業」。『思益經』與『楞伽經』，禪師們是作為同一性質的（不立階漸）。道宣曾親見慧明，「與其言論，無得為先」（大正五〇‧六〇六下）。從這些來推論，智巖的禪法，與當時融冶了『法華』、『涅槃』的般若學（還有『思益』。大明的弟子慧暠，也講『楞伽經』），是非常接近的。順便說到法聰，這是僧瑗、善伏所親近的法師，事跡如『續僧傳』卷二五「法聰傳」（大正五〇‧六六四下）說：

「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

「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顧泉石僧眾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盪然無累」。

法聰的「得自於心，盪然無累」，『宗鏡錄』卷九九也有敘錄（大正四八‧九五〇下）。法聰是大明的再傳，學風與法融相近。而死後「施諸鳥獸」，也與後來的法持、智威相同。法融與智巖時代有關的師資相承，列表如下：【圖片】

　　　　　　┌──────────────────┐
　　　　┌法敏─┬──────法聰─┐┌──僧瑗　│
　大明─┤　　　└─┐　　　　　　　└┼─┐　　　│
　　　　└─────法融───────┘┌┴善伏　│
　　　　　　　 寶月───── 智巖─┬─┼─慧明─┘
　　　　　　　　　　_ _ _ _ _ /　　  └─┤
　　　　　　　 僧璨/ ──── 道信───┘

如上所述，牛頭山中心的般若南宗，與楞伽南宗，有過多次的接觸：慧布與慧可，智巖與僧璨，善伏與道信。楞伽系到道信而融合了（文殊）般若，江東般若系也一再與達摩下的禪師有接觸。自稱南宗的兩大系統，在長期的發展中，無疑的會逐漸融合起來。

牛頭山的禪法，有南宗──般若的悠久傳統；禪師們有顯著的區域色彩。面對東山法門的興盛，而有牛頭六祖說，道信印證法融的傳說。這雖沒有古代的明文可證，但了解當時佛教的情勢，牛頭禪形成的真實意義，就會充分的理解出來。弘忍在憑茂山，「法門大啟，根機不擇」，二十四年（六五二──六七五）的弘化，被譽為：「自東夏禪匠傳化，乃莫之過」（傳法寶紀），形成當時的禪學中心。「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一代一人的付囑說，「相承五光」，在弘忍晚年，成為定論；這是東山門下所同說的。弘忍入滅，弟子們分化各方。六九〇年（天授年），神秀在玉泉度門蘭若開法。長安元年（七〇一）應召入京，被尊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景龍二年（七〇八），玄賾又奉召入京。從六九〇到七二〇──三十年間，為以神秀為中心，禪法盛行中原，東山法門為朝野公認禪法正宗的時代（還沒有進入南北抗爭階段）。在這一時代，牛頭山法持卒於長安二年（七〇二），智威卒於開元十年（七二二），慧忠也在山（約七〇六入牛頭）十多年了。二百多年來成為（南朝）佛教中心的江東，面對東山宗的盛行中原，形成正統，是不能無動於中的。於是推牛頭山法融為初祖，網羅前輩的著名禪匠，成立牛頭五祖說，約在智威晚年，慧忠已在山的時代（七一五頃）。智威晚年，這一傳說──五代說已經形成，所以智威對玄素說：「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智威傳慧忠，慧忠是當然的牛頭六祖了。牛頭六代，也是一代一人的付囑說，是模倣東山法門的（否則，何必將傳承不明的禪師，列成五代、六代呢）。牛頭六代說的成立，是對抗東山法門（弘忍門下）的；是江東（南朝）正統，與北方正宗對立的。不過，東山法門是全國性的，牛頭山是地方性的。時代已進入大統一，有顯著區域色彩的對立，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牛頭宗以法融為初祖，可以看作「東夏之達摩」。但在禪法重傳承，重印證的要求下，達摩禪盛行，幾乎非達摩禪就不足以弘通的情況下，牛頭山產生了道信印證法融的傳說，如李華（約七六〇撰）『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全唐文卷三二〇）說：

「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大師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

這應該是牛頭宗方面的傳說。法融「得自然智慧」，並不是從道信得悟的；道信「就而證之」，是道信到牛頭山來，而不是法融到黃梅去，這都是維持了牛頭禪獨立的尊嚴。既經過道信的印證，也就有了師資的意義。但這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是一分為二，與弘忍的東山宗，分庭抗禮。相信這是牛頭山傳說的原始意義。

太和三年（八二九），牛頭山為法融建新塔，劉禹錫作記。雖還是一分為二，而多少有了變化，如『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全唐文卷六〇六）說：

（達摩）「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歧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

「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融）大師相遇。性合神契，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

這還是一分為二，法融本來就是得道者。但「密付真印」，又多少有所傳受。牛頭山仰推道信，而想保持江東禪的獨立性，與東山法門對立，實在是不容易的。牛頭的傳說，雖強調法融的獨立性，但承認道信的傳承，就顯得法融的本來沒有徹底了。後來曹溪門下，順著牛頭宗的傳說而加上幾句，牛頭禪就成為達摩禪系的旁支。在大一統的時代，終於為曹溪禪所銷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