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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雨集第五冊-四 隨緣教化

四 隨緣教化

四十一年初秋,從香港到臺灣;五十三年初夏,在嘉義妙雲蘭若掩關,這中間將近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中,定居在臺灣。曾去日本一次,泰國與高棉一次,香港二次,菲律賓去了四次。四十四年秋到四十五年秋,又長在病中。除去外出與疾病,又為了建築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妙雲蘭若,耗費了不少時間。外面看起來,講經宏法,建道場,出國,當住持,似乎法運亨通;然在佛法的進修來說,這是最鬆弛的十二年。講說與寫作,都不過運用過去修學所得的,拿來方便應用而已!

一、講說經論,對象是一般信眾,所以來臺灣以後,幾乎沒有講說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的主要經論。記錄而成書的,只有『藥師經講記』,『往生淨土論講記』,『辨法法性論講記』。『寶積經』的「普明菩薩會」,曾講了三次,所以追憶而自己寫出『寶積經講記』。在這一期中,唯一寫作而流通頗廣的,是『成佛之道』。這是依虛大師所說──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的次第與意趣而編寫的。先寫偈頌為聽眾講說,再寫偈頌的解說。其中,貫通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大乘三系部分,是依『解深密經』及『楞伽經』所說的。不是自己的意見,但似乎沒有人這樣說過,所以可說是我對大乘三系的融貫。

二、福嚴精舍成立了,首先講『學佛之根本意趣』。說到「學佛的切要行解」,理解是「生滅相續」與「自他增上」,修行是「淨心第一」與「利他為先」。揭示修學大乘法的綱領,作『學佛三要』,三要是「信願」、「慈悲」、「智慧」。以後部分的寫作與講說,可說就是「學佛三要」的分別說明。如『信心的修學』,『菩提心的修習次第』,是屬於「信願」的。『慈悲為佛法宗本』,『自利與利他』,『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是屬於「慈悲」的。『慧學概說』,是屬於「智慧」的。依這三者而進修,實現學佛的崇高理想,就是『解脫者之境界』,『佛教之涅槃觀』。修學佛法,不能不知道生死相續,依生死以向解脫的事實,所以講了『生生不已之流』,『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依此法義而應用於多方面的,如『佛法與人類和平』,『佛教的財富觀』,『佛教的知識觀』,『我之宗教觀』,『發揚佛法以鼓鑄世界性之新文化』。我寫了『我懷念大師』,『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以前在香港時,曾寫『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革命時代的太虛大師』。一再舉揚虛大師的菩薩心行,不只是為了紀念,為了感懷大師啟發我思想的恩德,也作為大乘精神的具體形象。

三、闡揚大乘佛法的主題以外,有關於佛教(思想)史的,如『龍樹入龍宮取經考』,『楞伽經編集時地考』,『文殊與普賢』,『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北印度之教難』,及『論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羅識』,『如來藏之研究』:這是與印度佛教思想史有關的。如『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點頭頑石話生公』:是屬於中國佛教史的。介於印度及中國的,有『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與佛教教育有關的,如『佛教與教育』,『論僧才之培養』,『福嚴閒話』。『福嚴閒話』中,表示我對同學們修學的見解。各人個性不一,可以隨各人所喜悅的部分而深入,沒有要人跟我(學習的路子去)學。我為精舍同學,擬了個三年讀經書目(每天一卷),從印度三藏到中國古德的著作。這是為專究的人,提貢博覽的書目,以免偏重而陷入宗派的成見,並非說研究佛學,閱讀這些書就可以了。此外,與淨土有關的,有『念佛淺說』,『東方淨土發微』。與禪有關的,如『宋譯楞伽與達磨禪』。平常講彌勒、觀音等法門,都著重菩薩的精神。世俗專依『地藏菩薩本願經』,說鬼說地獄,所以特地依據大乘經,講『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不過中國佛教的傳統深長,對一般是難以有影響的。

四、這一期間,由於在都市弘法,多少與外界接觸,因而論到了基督教及儒家。憑出家以前所得到的,對於基督教的理解,寫了『上帝愛世人』,『上帝與耶和華之間』。我對於為了愛你,非統治你不可,為了愛人,不惜毀滅人類,從新開始;這種西方式的博愛,是我所難於理解,無法信受的。新成立慧日講堂,就有基督徒來,贈送『新舊約』給我,勸我研究研究。這未免太過分了,所以寫下『上帝愛世人』,並引起一番論辯。我初到臺灣,就寫了『中國宗教之興衰與儒家』。對宋明以來的新儒學,因為「一切宗教的排斥,養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非宗教傳統」;「說到宗教,就聯想到迷信」,我非常懷疑他的正確性!據個人的了解,宋明以來,國族是在慢性的衰落中。近代的中國人,現實的、功利的、圖現前的,家庭與個人利益的傾向,非常嚴重。宋明以來,幾乎獨佔了中國的,「被稱為中國正統的非宗教文化,果真是中國民族的幸福嗎」?我相信,古代的儒家,即使宗教方面並不高明,到底是有宗教信仰的。這是我面對現實,因過去的文化專斷所引起的感慨!我以為,「佛法與(古代的)儒學,在其文化背景,學理來源,及其要求實現的究極目的,顯然是不同的。但在立身處世的基本觀念,及修學歷程上,可說大致相近的」。「為人以修身為本,以修身為(自利利他的)關要,就是儒佛非常一致的問題」。因此,我講了『修身之道』。儒家的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自修的歷程,與佛法的信、戒、定(這部分,論到古代的養氣)、慧──自利的次第相當。我是比較而辨同異,不是附會的「儒佛一致」,「三教同源」的玄論(五十八年在星洲,所寫『人心與道心別說』,與儒道二家有關,也是互論同異的)。

這一期間,與同學們共同修學的時間不多,自己的進益也少。僅對『大智度論』與『大毘婆沙論』,作過一番較認真的研究,並隨類集錄,留下些參考的資料。這十二年,對自己的進修來說,未免太鬆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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