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制教典與教學－三 用在學問

三 用在學問

學佛以修證為本，學問原是第二門頭。然而佛法的本質，可以不是學問，而終於不能沒有佛法的學問。因為從佛的教化來說，要適應人類的知識與興趣，表達為人類的語言文字。從學佛來說，要了解為什麼學佛，應怎樣學佛，佛法到底是什麼。離開意識知解，佛法是不可能出現於世間的。從佛法的久住人間來說，學問更為重要！毘尼中說：佛法久住，是因為佛廣說經法。廣說，就是語言文字，就是通過「聞思」去修學。起初，佛法只展轉傳誦；為了保持延續，所以進行結集編次，成為一部一部的。有了一定文句，一定部類的經與律，就要有人去持誦不忘（起初還是口誦的文字，沒有記錄）。專門持誦契經的，是「持經者」（多聞者，持法者）；持誦毘尼的，是「持律者」。要保存從古傳來的，不只是憶持不忘，還要理解，要適應，於是有「持經者集經，持律者抉擇律」。經法的意義很深，要論究、要闡明、要分別抉擇，於是從「持法者」而發展為「持阿毘達磨論者」，論師也出現了。沒有經師、律師（並不是持戒，傳戒）、論師，對經與律的學問，從事憶持研究工作，佛法怎能開展廣大，流傳到現在呢？佛法傳入中國，高僧傳也有「義解」、「傳譯」等門。佛法（經與律）的條理化、理論化，是佛法住世所不可缺少的部門。這不是每人所能做的，但確是要有人去做的。

現在的時代，不是古印度，也與隋、唐及宋、明等時代不同。然而為了佛法住世，要有致力於佛法的學問者，還與古代一樣。如受過佛教教育，於佛學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而發願獻身心於學問（不是說不要修行、興福，而是說重心在此）的，應怎樣使學問更充實、更深刻、更有利於佛教呢？以讀經、閱藏為職業，有這份福報的人是難得的，切莫死心眼的在這條險徑中去打主意！真正能於學問不斷進益的，還是要「學用結合」，也就是「教學相長」。簡單的說：如受過佛教教育，而想於佛學有更好造詣的，唯有從事佛教的教化工作，去求「教學相長」！

從事佛教的教化事業，可以分為二類：一、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二、以僧眾為對象的教化。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那就是演講、弘法、講經（從前是講給僧眾聽的）、廣播。不僅口頭說法，更以文字教化，那就是辦刊物、寫（通俗教化的）文章，為經典作通俗解釋等。我的性格與能力，不大適宜於這方面，但從不低估這一對外教化的意義與價值。這一工作，對弘法者自身，學問是會不斷進步的。面對現實的佛教環境，要適應信眾。怎樣能啟發信心，使信眾對佛法有較好的正確理解，而不致神佛不分，迷信亂說；怎樣引導信眾去進修，閱讀研究；怎樣答復信眾的疑難與問題。假定是真心於佛法的通俗弘化，使人迴邪向正，於三寶中得大利益，那在對外弘法的努力中，不能不（甚至是被迫）作自我進修。忙中偷閒，甚至是車中、舟中，都會去閱覽參考佛書。對某些理論，某些問題，也一定會去尋求適當的答案。雖然，有時會被譏為「現買現賣」，其實講多了、寫多了，佛法也就會更明白。佛法的許多理論，許多問題，也會貫通起來。所以，如真心於弘法，為信眾著想，為佛教著想而努力的，佛學的理解，一定會深廣起來。古代的講經（論）法師，越講越好，終於以某些經論為主，形成佛學一大流，這可以充分證明這一論題。這一類的邊教邊學，教學相長，我曾稱之為動中用功。雖不能專心於經論，作深徹精密的研究，成為學者，但是非常實用的（信眾所不需要的，不會發展起來），活潑有力的。從廣大普遍的利益來說，有很高的價值。古代譬喻師的通俗教化，比精嚴的論師們，並不遜色。

以僧伽為對象的教化，從前是講經法師。從前的講經，是講給僧眾聽的。想學法師的僧青年，追隨法師，到處聽經，覆小座（覆講）。聽久了，也就分化一方，成為法師了。這種僧伽（重學問）的教育，不夠理想，尤其是熟讀熟背，照本宣揚，（義學）難有進步的希望。但確乎也維繫了佛法的義學，不致完全中斷。到了近代，虛大師首倡以僧眾為主的（武院與漢院，都兼收少數在家青年）佛學院，漸成風氣。受過相當佛教教育，而有志於深造的，那麼從事於佛學的教學，教學相長，是唯一的途徑了！佛學的高深造就，不能寄望於法師（或教授）的口頭或講稿的。在學院學習，初級的，只能得到佛學的一般知識；高級的，也只能對某部門的佛學，獲得一些研究的方針與線索（這正是老師最寶貴的啟示與引導），學得學問的工具與治學方法。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學，或者修完博士學分，光榮歸來，也還是這樣。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學問，進一步而有所貢獻的學問，還等待開始。想憑藉已有的學力，不斷增進而有更高的造就，最好也還是教學相長。

在教學相長中，要講、要寫作、要互相討論。自己在學院修學時，似乎都懂了，考也考得好。可是等到自己去講時，就會感覺到自己的理解不夠，自己也不滿意。對某一經論，某一學科，參考一番，講說一番，不但精熟得多，也會深刻一層，這就是進益了！如要寫講義，那就更好！平時依賴口才、技巧，囫圇過去，等到要寫出來，或者公開發表，多少有些責任感，會特別留意。這一來，就會感覺到：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寫出來卻不免問題多多：組織不好，根據不足，意義不明確，理由不充分。總之，理解不夠，了解錯誤──學力不足處，就會顯露出來。知道不足，參考、修正、補充，學問也就進一步了。雖然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如能認真的話，也許老師的進步，比學生更多！說到討論，古代佛教是經常以問答的方式，而進行法義之研討的。論辯的風氣（因明學等，都從這裡發展出來），也曾經傳來中國，如晉代的「支許」對論。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不但自己不離經論，也不離修學的環境。師友之間不妨作口頭的討論（或是集體討論），或以文字來作法義的商榷。這對於學問的進步，最為有力！因為辯論一經展開，為了某一問題，一定會竭盡自己的一切所能，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這種情形下，自己知識的潛在力量，會意外的集中發揮出來。沒有想到的，也想到了；沒有貫通的，也貫通了。由於對方的評論，會認識到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論法，不同的意見。對受批評的自己來說，真是極豐碩的收穫。學問的進步，在乎自己，但也要有學問的自由氣氛，自由環境（思想的專制與壟斷，是學問進步的唯一敵人）。那麼，師友間的口頭討論，文字的商榷，都是有利於學術風氣之培養的。不過，法義的商討，要「虛心」，有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要「真誠」，有接受別人意見的勇氣。切勿以自己為真理的代表；自己決不能錯，錯了也不能認帳。如這樣，那就缺乏了討論的根本條件，不討論最好。時代的病態深極了！社會上的學者，起初是各人發表意見；繼而互相批評；進而人身攻訐，戴上帽子；進而涉訟法院。好在現在中國佛教，說不上法義的討論（有的是權利與人事的恩怨），所以也耳目清淨得多！不過，澄靜無波，對僧伽學問的進步，是有礙的。正如冰封雪凍，枯寂的草木不生，生氣毫無，那還能有百花競放的壯觀嗎？

無論是對信眾弘法，對僧伽教學，所以能促進學問的進步，是因為表現了出來──講了出來、寫了出來。表現出來，就會引起反應，或者受到讚美，或者受到批評，這就是策導自己向上的良好動力。或者歡喜人的讚歎，怕別人批評，那是私欲與淺見作怪。其實，受到讚歎，是對自己的一種同情的鼓勵；受到批評，是對自己的一種有益的鞭策。鼓勵、鞭策，一順一逆的增上緣，會激發自己的精進；修正自己，充實自己，不斷的向前邁進。有的人向學有心，終日不離書本。可是既不願講，又不肯寫，一年又一年。修行嗎？並不曾專心禪慧。學問嗎？也不知進益多少，為何而學。如終於如此，那也就終於如此而已！不走向教學相長的正道，那麼想於學問有所成就，有所貢獻，也就太難了！

從事對信眾弘法，對僧眾教學，「教學相長」，「學以致用」，是能使自己的所學，日有增進的方便。真能向這一方向去做，當不會有所學無用的感覺了。但或者以為：向信眾弘法嗎？講呢，沒有人請。寫作呢，編輯者不要。這麼說來，大有無從著手之苦。其實，這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錯誤想法！以宣講來說，如一定要環島布教，國外弘法，那當然機會不多。如非大座講經就不講，沒有人歸依就不感興趣，那根本就顛倒了。任何事，都是由微而著的。如有向信眾弘法的熱心，那裡不是弘法的地方？尤其是住在什麼地方──大寺或小院，總是有信眾往來的。隨機隨緣，即使五句十句，偶為讚揚佛道，也可使人得益。漸漸引起了信眾的興趣，就可以從開示，到定期布教，或短期講經。把這種工作，看作自己應盡的義務。對師長，對同道，不憍不慢，一定能為寺院同人所歡迎。因為這對寺院，是有利益而不是有障礙的。從前印度佛教的開展，得力於布薩──每月六次。布薩日（對內的事，這裡不談），信眾們來了，就為信眾們說法（不一定要長篇大論）：說三歸、五戒；或者授八關齋戒。這就是定期布教，信眾們從事宗教的精神生活。等到佛教衰落了，定期的念佛會，消災會，以及佛菩薩的紀念法會，只是禮拜，敲打唱念一番，再則喫一頓素齋回去。佛教而對信眾不教，那就難怪佛教日漸衰落了！佛教而希望復興，一定要攝受信眾；攝受信眾，要從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以現階段來說，如向這一方向進行，那就是寺多人才少了！還會所學無用處嗎？至於環島弘法之類，是巡迴布教，是少數大德的事，一定要得到當地寺院的合作。巡迴布教，只是對各地方的佛教，臨時奮起與鼓勵一番。真正的攝受信眾，日常教化，還是要靠當地寺僧（尼）的努力！這是最平實，最有效的向信眾弘法，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進益的辦法。至於寫作，一方面要練習寫作，一方面要能適應現實佛教的需要。如在這一方面，能下一番功夫，做到文義通順，而所寫的合乎信眾與佛教的需要。那麼，現在的佛教刊物，都在鬧稿荒，文稿那裡會沒有人要呢！

至於向僧眾講學，為一異常重要的事，希望有人為此而發心。過去中國佛教，開大座的講經法師（也是教育法師的），長江一帶，本來不少。但這些不足以適應現代教學的，經抗戰動亂，早就衰落了。虛大師門下，於義學而深嘗的，並不太多。問題是：虛大師的提倡佛學，原是以應用弘法，整頓僧伽制度為重的。專精義學或潛心著作，對狂風駭浪般的中國佛教，不免有急驚風與慢郎中之感。文縐縐，酸溜溜的佛教秀才，能有何用？所以提倡佛學，或派人去國外留學，都著重於如何革新佛教，聯繫國際佛教。而當時的佛教界，清末以來，一直在驚風駭浪中過日子；這是現在一般佛教青年，所難於理解或想像的。佛教界需要人才，需要應付社會，維持寺院的人才，不是深通佛學的人才。於是從佛學院出來的，或在佛學院任教一期二期的，有機緣的都受記了，當家做住持了（沒有因緣的，多數在僧海中消失了）。佛學院的修學與任教，與過去住寶華，住金山，可說異曲同工，都是受記作住持的過程而已。在這種情形下，佛學院一直辦下去，一直不能產生人才──佛學的人才。佛學院師資的品質，無法提高，而且會找不到老師。這種情形，現在的臺灣佛教界，顯然是更嚴重了！

於佛學曾有某種程度修學的，如能發心在學院教學，不必問學院辦理得怎樣，只要自己肯於此用力。「業精於專」，自會於佛法深入起來。自己的理解深了，深入才能淺出，才容易使人理解，學的人也就容易進步了。近十年來，去日本留學的人不少。在日本，主持寺院的，主要是大學畢業。這是一般的佛教；佛學人才，並不是這些人。日本過去與佛教的關係很深，能珍惜與日本精神深切相關的佛教文化。所以修學碩士、博士學分的，多數人不離於學。有從事一般教育而附帶研究的；一部分人，從助教起，始終與佛學不相離。十年、廿年，就各部門而各為深入的研究，雖不免零亂，而到底學有專長，人才輩出。這都以所學為基礎，從服務於教學，教學相長，久久而後有成就的。現代的學問，不能依賴個人的天才，而有賴於多數人的努力。尊重別人，接受別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己更進一步。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向這一方向走，人才也就充實而提高起來。這些學者，對一般的佛教活動，沒有太多的影響，但影響還是很大的。力量生於信仰，信仰來於思想（這就非有信仰與思想的學問不可），如真能於佛學深入，融集佛學的精英而發皇起來，憑藉佛教固有的信仰潛力，其前途是難以估量的。面對現代佛教的師資缺乏，佛學院的陳陳相因，不能提高品質，覺得從教學相長中造就師資，實為唯一可由的途徑！現在中國佛教，固然沒有日本那種學術環境，但未嘗不能從教學相長中，去自修深造。對佛學而有法喜，有興趣的，尤其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何不選擇這一方針，以發揮自己，貢獻佛教呢！

「業精於勤」，「業精於專」，佛學也是不能例外的。中國佛教界，一向不重視學，得不到鼓勵，還可能受到摧殘。於佛學而有興趣的，也就很難貫徹始終，畢生為佛學而獻其身心。特別是現代臺灣，攝受信眾，弘法宣講，打佛七，傳戒，參加佛教會，作佛教的國際活動；似乎佛教的人才，非這樣不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時間也是有限的，如成為這一型態的人才，即使於法義積有基礎，也很難再有進步了！有的重視對信眾弘法，通俗布教，覺得這樣才是辦法。於是對佛學理論（實際上是一般的），譏之為「天書」。可是事實終是事實，等到要辦佛學院、研究院，甚至想辦大學，就會發現問題──師資缺乏。於是乎僧伽教育，請居士來主持；請幾位居士來擔任課目。怎麼說，怎麼宣傳，是另一回事。師資缺乏，或師資的內容不堅強，卻是事實。留學，雖然說緩不濟急，仍不失為補救的好辦法。問題還在大家有一番認識，要專、要久，為教學而奉獻身心，從教學相長中，不斷提高品質。否則，也還只是有利於宣傳而已！